走向互动理解和多向认同

   《中国民族报》2014年6月27日

     满族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的统治民族，在中国文化脉络中留下多方面的遗产。一方面，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地理版图的形成，是继承了清朝的疆域，以及晚清以来一系列探索及各方面“大妥协”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清末革命派的革命动员宣传，“排满”运动开启了对于王朝开创期中原民族创伤的记忆，这又造成新一轮满族自身的“创伤记忆”。毋庸置疑的是，在现代“中华民族”的整合、凝聚、重建过程中，满族也是重要的一份子。满族的历史、社会、风俗、语言、文学、艺术等，都为中华文化做出了贡献。

　　关纪新的著作《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就是通过对满族形成以来的书面文学，尤其是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关系的探讨，说明其在中国文化大格局中的价值和意义。作者通过对培植满族小说的民族民间文化土壤的探掘，站在满族文化主位的角度，对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如曹雪芹的《红楼梦》、老舍的小说，作出了新的解释，同时又发掘了一些文学史的边缘角色或者缺席者，如和邦额、徐济等。

　　作者在书中探讨了诸多话题：民族精神型范的艺术表达，历史文化积淀下的悲悯情怀，与汉族小说相异相辅的人物画廊，满族小说创作的语言特征，满族小说雅俗共赏的艺术诉求，满族小说的京城摹写与民俗扫描，满族小说的历史反思和精神文化启蒙意蕴……由此，建立起了一套自我言说的论述。

　　作者并不讳言自己的问题立场，也正因为有着明确的主导意识，这些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并为“满族小说”增添了活力。长久以来，“满族小说”这一概念是受到质疑的。有人认为，文学是通用的、普适的，满族已经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因此也就没有“满族文学”、“满族小说”。其实，不惟如此，连“少数民族文学”这一学科整体上都存在着这样的质疑危机。隐藏在这套论调背后的逻辑是，“少数民族”仅仅是地方性的身份或者政治问题，有民族学研究的政策建言、语言语料，以及对民俗风情的关注就够了。这种认识将“少数民族”归为研究批判主体乃至主流社会的他者，忽视了少数民族也是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同胞，也有自己的美学问题。

　　任何一种批评话语，总是在特定的语境和结构中产生的。“满族小说”、“少数民族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变得重要，是一种时代的要求。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经济固然是根本，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和尊重也是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层面，还要深入少数民族的心理、情感和美学层面。从文学学科发展来看，随着学科的分化和研究的深入，多民族文学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它不仅仅是为主流文学提供“边缘的活力”、“输入新鲜的血液”，而且其自身具备原生的文类、风格、思想、精神遗产、创新意识。

　　除非专门的民族研究，在一些冠名“中国”、“文化”、“历史”、“传播”的各类研讨会中，少数民族往往是缺席的。交流不是一条单行道，它总是多向互动的。我们的主流话语一再强调边疆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但是主流话语自身，是不是也需要思考一下如何容纳、认同边疆与少数民族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起点和启示。它提醒我们，少数民族文学有着自身的特质，它为整体的社会与文化和谐做出了贡献。从整体的文化格局去观照它们，会促进良性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