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历史·非权威叙事

　　出版者：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11月 

　　一部关于两个藏族青年成长的小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藏族作家达真的《命定》是部成长小说。犯了淫戒的喇嘛土尔吉和因赛马斗殴杀人的马帮客贡布前半生颠沛流离，后半生晦暗未明。无常的命运如同席卷康巴草原的冰雪，将这两个藏族青年推上了逃亡之路。他们从麦塘草原上天高云淡的边缘生活，走上缅甸远征军的国际主义反法西斯征途，似乎是命定，却也是主人公自己选择的结果，更是历史偶然中的必然。

　　起初，土尔吉只是因为动情而不容于寺庙，在与头人女儿私奔的过程中又遭到追杀，想远离故乡；而桀骜凶悍的贡布则为了尊严而不得不远走他乡。两人在逃离草原的过程中相遇，又在共同逃亡中一起成长。在色甲果金矿听到抗日宣讲团演唱《松花江上》时，这两个“化外之地”的青年还不理解“抗日”的真正含义，土尔吉只是出于感动而掏出仅有的藏银捐献了出去。不过，汉人带来的“掌声、口号声这两样新品种同藏人的口哨声、‘根嘿嘿’的助威声混交在一起，成为这片草原上以‘杂交’方式重新孕育的聚会方式，并在此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传宗接代”，他们也因此“融入了合唱中，融入了那种悲悯的场景”。

　　在异乡然打西修机场的半年，是土尔吉从对于“飞机”的想象到受“抗日”宣教感染的成长时期。作为一个前佛教徒，他并不想主动走上战场。但命运似乎再一次显示了它的力量，追杀者的威胁将土尔吉和贡布裹挟进了远征军的队伍之中，并且使他们在战争中逐渐体会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的意义。逃离故乡，意味着进入已经被全球性改变的现代世界；修机场，则需直面现代科技对于农牧生活的冲击；而加入远征军的土尔吉和贡布，更是不由自主地成为现代政治与战争的参与者。

　　一部窥测过去的历史小说

　　《命定》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寓言：土尔吉从一个自为的少数族裔个体，成长为一个自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员。而“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样“命定”的过程中，将各个不同的族群凝聚在一起，成长为一个宏大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边缘族群个体的成长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塑造形成了同构。这不只是土尔吉和贡布的成长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入侵中成长的历史。

　　因此，《命定》更是一部历史小说。

　　这是部雄心勃勃的作品，虽从两个边缘的小人物入手，却具有重塑一个时代精神历程、民族凝聚力和历史脉络的野心。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成立，战区包括中国、越南、泰国和缅甸，由蒋介石任总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任参谋长。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组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土尔吉和贡布参加的远征军，则是中国在二战期间唯一一次派遣出国作战的部队，也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后第一次援助他国作战的部队。这个宏大的历史事件曾经因为种种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在正史系统中长期被湮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逐渐有零星的正面关注。近几年，随着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的开展，出现了《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国远征军》、《我的抗战Ⅱ》等一些文艺作品，反映这段逐渐显得有些陌生的历史。

　　老兵不死，他们只是逝去。抗战胜利60年，土尔吉一直住在缅甸东北的巴默小镇守护着牺牲了的贡布和其他战友，等待着他们被历史“正名”的那一天。而作者达真打捞岁月封存的碎片，重写历史的冲动无疑也是一种“正名”的努力。由此我们可以观察20世纪以来社会语境和历史话语之间纠缠错节的面目，社会史、文化史、口述史逐渐突破正典叙述的系统，成为窥测过去的幽径。

　　在大历史内部，个人的命运让人可触可感，充满了灵魂激战和现实人生的血肉肌理。在龙岗山五六六高地上，土尔吉在“对人性和身形的理解在故乡的柔情和异乡的惨烈所形成的巨大反差里”，如同佛陀在菩提树下顿悟了一样。“战士和佛教徒的双重身份在残酷的战争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体验，这个体验在碎片上写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体，一旦面临野兽一样的军队的凌辱，慈悲为怀的菩萨心理也充满了憎恨，真正表达了生命的最高境界——爱和友善。”

　　这样的升华，可以说是还历史一个公道。而历史也不再是书页间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个充满欲望、情感、烟火气息、灵魂挣扎的活生生的人上演的一幕幕可哀可叹、可歌可泣的戏剧。

　　“非权威叙事”形式与内容的暗合

　　无论是对战场血腥浓墨重彩的描写，对藏地风俗民情酣畅淋漓的描绘，还是对人物心理活动细致入微的刻画，这部小说在当代文学重故事、轻描写的整体风格中都显得颇为醒目。尤其是在将人性欲望上升到高尚情操的过程中，作者对人、兽、神杂糅的真切考察，更是难能可贵。

　　小说在结构上的特色也引人注目。虽然情节的推进是按照线性时间的顺序，但是在叙述中，每当涉及人物的前史或者旁牵的故事时，总是节外生枝，往往某些并不重要的细节也会浓墨重彩、刻意铺陈。作者常常在叙述中间加入闪回、交错，构成了镶嵌叙事或者嵌入式的故事层叠。从形式上来看，似乎不太精练，给人枝蔓错生之感。不过，这倒并非是一种技法上的缺陷，笔者将其称为一种“非权威叙事”。

　　在中国传统“说话”的叙事模式中，这种方式并不鲜见。应该说，达真采取的这种叙述手法恰恰同小说本身要讲述的历史形成了形式与内容上的暗合：历史并不是某条面目清晰的单线，而是充满了各种各样横生的僻径。任何一个偶尔蹿入两位主角人生遭际的人物，都有其重要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惊鸿一瞥的出场就可以掉以轻心。从中国传统说部和藏族说唱史诗的传统来看，这是古典叙事模式的遗产；从现代小说观念来说，这样的叙述超越了18、19世纪以来西方经典小说的叙述模式；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这是一种更为平民化的历史观；从众生平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带有佛教色彩的世界观。

　　如果说，《命定》这本可以冠以战争小说、历史小说之名的作品在文学技法上有所创新的话，那么这种“非权威叙事”无疑具备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