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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非遗需唤醒全民文化情感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1-09-13 23:17:45 / 个人分类:学术交流

 挽救非遗需唤醒全民文化情感

马知遥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后 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

 

摘要:文化保护不仅仅是专家学者和政府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民众自身对文化的情感。如果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我们文化的重要性,那么谈保护是空谈。所以文化遗产需要深度的文化阐释,需要唤醒遗产本身中蕴含的情感。只有当全民都意识到了文化的涵义,文化的存在价值,从而从情感上和历史沟通,获得对文化的认同,这样的文化才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思维,而且也因为它的重要性,能够唤起我们对文化的自觉。

 

 

1、继承传统,深度阐释文化

 

 

冯骥才先生说:“文化遗产日不是纪念日,而是一种人为的主题日。体现着当今一代中国人文明的自觉,也是一种自觉的文明。”(1)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这首先是国家对文化遗产的重视,通过这样一个全民倡导的方式获得大家对文化的自觉,获得全民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样的节日是文化保护需要尤其重视的,从人为到大家的自觉响应,一个全民性的文化保护必将形成气候。

由山东省民俗学会等单位联合媒体主办的“首届山东省十大民间文化守望者”评选活动是以学术团队和媒体为主导进行的全民性公益活动,这样的活动看似在评选民间文化的保护者和传承人,实际的目的非常明确,即以其示范和榜样作用推进山东省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工作。这次活动体现出主办方对传统文化保护的良苦用心,既是第一次为守护民族精神家园的奉献者设立奖项,同时也是首次将这些长期坚守在田野第一线,为民间文化的抢救和保护事业默默劳作,倾尽心血,并做出较大贡献的民间义士,以“民间文化守望者”这个特有形象推向社会前台,唤起全社会对民间文化保护的关注和热情!

这样的活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用政府和民间的力量不断推进传统文化的保护,尤其是对濒危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是当务之急。用活动的方式唤醒更多的大众对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形势依然紧迫。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对传承人的保护问题。而保护传承人如果不能形成更大范围的共识,不能让传承人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那么延续非遗的生命,传承非遗的宝贵传统谈何容易。

笔者注意到在此次“山东省十大民间文化守望者”评选活动中,评选范围着重于传承与创新、收藏与展示、开发与保护、调查与研究、传播与编纂五大类。重点在于对那些几十年如一日投身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的先行者进行嘉奖,这样的荣誉既是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嘉奖,也是对保护工作的激励。它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传承人的事情,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而且更与你我息息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离不开民间大众的力量,文化遗产的生命延续需要社会的合力作用。从评选范围的设定分析,这样的活动已经大大地扩展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内涵,即遗产保护不仅仅是对遗产本身和传承人进行保护,还应该认识到那些民间的收藏家、民间文化的投资者、民间文化的研究者,他们共同构成了文化守望者的队伍,他们同样应该受到重视并受到应有的支持。大量的田野考察事实证明:许多重要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正是在那些充满文化自觉者的手中免于损伤。所以,保护他们也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更广大范围的文化遗产保护者的表彰,对动员和启发全民的文化保护自觉意识将起到积极作用。

冯骥才先生说:“民间文化工作者的当代使命是抢救。第一就是抢救。我以为抢救比研究更重要。我不轻视研究,研究当然重要,但是抢救是我们时代特有的使命。”(2)这是先生针对当前文化遗产面临的艰难时刻而发出的呼声。我们不能再有丝毫的懈怠,我们也不能坐和等,因为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文化遗产面临灭亡。与其坐在书斋里坐而论道不如闯入民间广大的原野做一些更为实际有效的事情。行动起来,为了那些濒危的文化,做一个有情怀有大境界的人,为的是一个民族甚至世界文化生命的延续。主动走到田野中去,领略民间文化之美,懂得传统文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最初样态,感受鲜活的文化遗产,这是遗产保护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深入民间,才能真正懂得民间艺术中凝聚的甘苦。对于文化仅仅是科学理性是不够的,人文的情怀和人文精神如果不自觉注入,那么我们就等于将文化主动抛弃。现在多的是实用性的科学分析和研究,少了那种精神贯注的情感把握,所以我们的民众不喜欢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学生拒绝接受所谓的传统。

“抢救与普查:为什么做,做什么,怎么做?我们要抢救的民间文化遗产是指农耕时代所创造的文化财富。不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民间文化。这一点很严格,不能含糊。民间文化包含得很广泛。它包括农耕时代民间的文化形态、文化方式、文化产品,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遗存。”(3)尽管随着文化遗产工作的不断推进,这样的问题也在日益深化,但总还没有解决好。关键是,大众对为什么做了解了,但怎样去做,做什么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即使是知道了做什么,怎样去做,也因为各地情况的不同,需要不同的方法去对待。在这个问题上,最关键的是要解决保护者的思想意识问题。这个“保护者”应该包括几个方面:政府、专家学者、传承人、大众。目前这样复杂的一个保护团体,最难解决的莫过于大众了。如何让大众接受你的保护方法,如何让大众参与保护,如何让大众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并对文化遗产产生情感的接受。这非常重要。如果只是动用了前三者的力量,有了政府支持有了专家学者的指导,有了传承人的传承,但大众却不接受,一切的保护工作都没有完成,或者说这样的保护将是很不彻底的。所以,“怎么保护”一定要从大众哪里征求意见,并从大众那里获得支持。而支持的根本在于大众对文化遗产内心的认同和文化自觉。

   从这个意义上说,山东省十大民间文化守望者评选活动恰好为这样一个问题做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回答。所评选出的十大民间守望者,从对他们的授奖词中就可以看出,大多数是活跃在基层第一线的“民间义士”,他们靠着坚忍不拔的毅力,靠着锲而不舍的精神,靠着热爱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到今天。他们的活动完全处于自觉,而他们积累的田野第一线的成功保护经验也为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2、“保护”“开发”可以双赢

 

 

“我们的古村落不仅有它的历史文化价值、研究价值、见证价值、学术价值、审美价值、欣赏价值,多方面的价值,最重要的一个价值是它的精神价值。”(4)这可谓道出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如果说历史文化价值、研究价值、见证价值都是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那么审美、欣赏则都属于精神价值范畴,这两个范畴对古村落的保护都能提出很多要求。而且古村落也可以为它们提供很多宝贵的资源。两者都不可或缺。没有了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古村落,它本身就会缺少审美价值和能够带给人们的精神价值。我们通过对古村落的考察体悟了其古老的历史,通过对它实地的认识能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变故,以及其中留下的故事包含的悲欢离合,我们从理智到感情都受到了重大的感染。通过一个古村落我们就能懂得文献懂得文字里的智慧。所以,我们明白当我们留住了这些古村落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留住了整个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民族的历史。我们是在为未来做功德。

当大街上都是红头发绿头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离自己远了;当到处都是当众亲嘴接吻的行为时,你觉得自己的文化远了;当洋节在不断地进入我们的文化,当我们对自己的传统节日已经没有多少激情时,我们的文化远了。全球化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也开启了世界进入中国的大门。地球在成为村落,人们的交往如此便捷和方便,文化的交流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统一化一体化同质化的文化正在大面积生长。我们文化的独特性在哪里?我们文化的多样性如何得到体现?抢救文化、保护文化、收藏文化这已经成为我们必须的行动。

当历史被公然恶搞成无厘头,当真实的情感被虚假的表演所遮盖,当弄虚作假成为社会的潮流,当男盗女娼不再受到谴责,当传统的伦理道德最底线也遭到冲击,当优秀的节日文化不再拥有自己的读者。我们何以寻找历史,真正的历史,我们文化之根如何获得保护和发掘。所有的传说神话都被重新改写,被现代重新戏说,我们的时代在抹杀我们最后的文化记忆。那将是全民文化的倒退和灾难。

现在地方政府纷纷打出文化牌,并且提出要打造文化,文化是无法打造的。品牌时代,什么都成了能够打造的。本来是对文化的建设活动成了和效益紧密相连的一场政治活动。文化成了挖地三尺找黄金的行为。所有光鲜的外表和重新粉刷后的亮相,都只是为了振兴当地旅游。只可惜,他们在无度甚至轻易地抹去了文化的含量,损坏了本真的文化。在打造的过程中毁坏了文化遗产的本来面目,成了一场一场的破坏活动。“民俗文化既是现代民族国家整体文化的基石,也是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基石。必须调整现代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对保持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进行通盘考虑,遵循民俗文化的内在理路,以本土民俗文化的有序开发促进中国整体性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实现民俗文化与现代经济之间的张力性共存。归根结底,民俗文化不是‘文化遗留物’,而是当下活生生的文化现实,民俗文化保护与民俗产业发展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人们生活得更快乐,而不仅仅是在经济上争先后。”(5)文化遗产需要建设不需要脱离文化本身的打造。打造后的文化常常因为投合市场需要而损伤文化的本来。这是不争的事实。真正经典的文化是时间检验后留存下来对人类潜移默化发生作用的。她们只需要悉心呵护和保护,在积极的措施下进行传承,尤其是精神的传承。更重要的是让优秀的文化遗产为人们的生活服务,主要是为精神生活服务,让人们在传统文化种享受到来自过去传统的抚慰和精神满足。不是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可以被推到前台并作为旅游资源,对文化遗产理性的开发和使用,让它尽可能地保持原貌,这既是对目前文化产业开发提出的警醒,也是为保护工作提出的要求。抢救和保护是文化遗产的重心,排除市场干扰,让更多的优秀文化留下来,并找到活路最重要。另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众才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而我们——无论是政府、商界还是专家学者,都应该以局外人的身份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中。这其中,政府的定位是统筹管理,学术界是科学指导,而商界则是在科学保护基础之上进行适度参与,任何一方的过度参与,都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主传承造成不必要的伤害。”(6)忽视保护主体的真实心态,忽视对他们的引导或者尊重,也会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不便。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的遗产继承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掌握的技术在当代的价值,更多的是另谋生路,甚至早就放弃对文化的遗产继承。还有的文化遗产传承人获得了某种称号,却发现这个称号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他的生活和境遇,因此,很难让他产生对文化遗产的热情。

如何调动传承人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和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着思考。目前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保护不能开发,一旦开发便会导致破坏;另一个观点是:文化遗产项目只有在开发中才能更好得获得保护。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什么是“产业化”。“产业化”即是指要使具有同一属性的企业或组织集合成社会承认的规模程度,以完成从量的集合到质的激变,真正成为国民经济中以某一标准划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创意和开发常常成为“保护”的对立面,专家对地方政府或者学界出现的“产业化”“开发”“创意”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抵触。在一些权威专家看来:一切开发和创意都是“利”字当头,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他们认为文化不是流水线能够打造出来的。要靠时间和心灵酿造,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对于文化产业呼声的空前高涨,冯骥才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文化产业指的是大众消费文化层面的文化,它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峰顶。一个民族文化的峰顶是不能够轻易被产业化的。冯骥才在调查中发现,在产业化运作之下,传统的手工艺术正在变成工业时代的流水线制品,文化遗产慢慢发生了一种恶性的质变。以冯骥才为首的文化守望者和保护专家,他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作为民族文化高峰的传统文化遗产是不能够轻易大工业化生产并参与到生产和交换的。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哪些文化遗产可以进行开发利用,那些文化遗产不能参与开发。在我们所做的大量田野调查中,那些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或者守望者几乎喊出了同一个心声:文化保护需要在开发中获得利益,要在市场中获得认可和认知。尤其是那些适合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应该通过市场化的运作让更多人的了解和认可,才可能获得更大的生命活力。好东西一定要让人知道,而且知道的人越多越好,我们把文化遗产束之高阁不是真的保护,那是对文化的不负责任,是变相得扼杀文化。那样的保护只能带来更多的僵死的遗产!听起来很有道理,但还需一分为二地仔细分析。将不适合产业化的文化遗产推向市场必然带来的是对文化的灾难性破坏。

解决传承人积极性的方法是要让他们懂得文化遗产本身的规律,引导和启发他们在传承中获得自信,同时对那些不适合走市场的文化遗产,政府给予适当的保护性补贴,稳定传承人队伍相当重要。

“从表现形式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可分为‘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不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入市场并进行商业化经营,关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自身。只要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原来走市场的继续走市场,原来不曾走过市场的尽量不要走市场,而介乎于两者之间者在进入市场时如果能谨慎从事,通常都不会出现太大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化开发确有矛盾的一面,但只要将‘保护’与‘开发’工作分开来做,就很容易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双赢。”(7)这似乎是目前较为合理的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实行。其结果是,保护工作得到了继续,传承人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经过市场而后获得利益反哺遗产保护已经形成一些地方的基本方式。

 

 

3、遗产保护需要思想深度和情感浓度

 

文化被包装后,不是被保护了而是成为下一轮赚钱的工具,似乎受到了重视其实是被预想的利益所包裹,所有的光环都和日后的利益挂钩了。所以,在保护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切实地将保护工作落到实处。因为我们所有的保护工作都可能被利益集团所利用。我们在被利用的同时,文化在落泪。

目前一些民俗出现伪造现象,通过人为加工和扭曲以后以讹传讹。尤其为了引起外界或者权威的眼光,一些地方干脆按照所谓的艺术创新而对本土的文化进行了重新加工,似乎更适合市场了,但却没有一点传统文化的特质。风俗被创新了。这样的风俗是对保护工作的巨大损伤。我们甚至还没有来到,那些本该还存在的风俗就已经被开发利用了。我们找不到了它的本来。

当前城市化进程给乡村风俗文化的摧毁性的破坏现象而言。当我们意识到经济的迅速发展正在加速文化的消失时,我们所能做的除了将那些要消失的文化用实物或录音录像的方式保存外似乎没有多少办法了。因为它们马上就要消失殆尽了,我们还在商量如何用什么科学手段让它延续生命似乎已经不切合实际。

每个历史都有自己历史的文化,每个阶段都有一些文化要遭到人类的摒弃和淘汰。这是自然规律。但我们不能因为文化的自然消亡而任其消亡。我们必须要让它留下以后可资研究和记忆的东西。或者声音或者影像或者是实物的收藏。我们这样做,实际上已经在挽留和挽救我们的文化。有时候,一件文化的消亡需要我们整个世界为之送去哀伤。所以保护时,我们更应该用心再用心,细致再细致!因为所剩不多!当城市都开始千人一面的进行复制时,当老建筑老街区正一点点从视线中消失,当楼房一座座拔地而起时,我们的传统还能留下多少。而许多传统文化的发祥地,许多传说的风俗流传地,都因为高速的建设速度而消亡。

许多地方已经无法从文献和传说的记录中重新发现和找到。要么成为废墟要么成为一片新城。我们不是抱怨现代化,可是请在建设中为我们的子孙留下宝贵的历史记忆,那些可以触摸到了感受到的文化风物、民俗情感。

“奥地利是旅游大国,国民经济收入的十分之一来自旅游业,主要因为它们注重了深度旅游。人在奥地利,精神却在他们无比丰富的历史文化中遨游,单是一个莫扎特,就叫旅游者们享用不尽了。”(8)冯骥才先生提出了深度旅游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中尤其重要。我们开始保护了大量的文化资源,而在开发中肤浅的低层次重复开发太多,缺少起码的特色,而既有的文化遗产的真正内涵浅尝辄止不能得到更为深入的挖掘和领会。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的是不断开发不断重复和肤浅的认识,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却常常成为一处处新建的工程废墟。成了一次性工程,成为众多消费者的一次性消费。来一次再不会想来第二次。因为那里缺少了重要的文化情感。人们丧失了起码的对优秀文化的敬畏和爱戴。因为他们没有感受到也看不到可以深入细致研究和思考的地方。

所以保护之后的开发利用非常重要。对文化的深描和深度开发于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在当前的遗产保护中,我们发现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大多数地方为了地方经济利益,不断地发掘历史名人,甚至为了让某个民间故事和传说或者名人成为当地独有的资源,不惜重金打造和包装。我们不拒绝对文化的宣传,但警惕的是对文化的肆意扭曲,偏离事实的市场化运作。一些文化遗产的确被保留下来,却因为肤浅的解读和认识,成了低俗和浅陋的表现。还有一些文化遗产本身的价值重大,却因为缺少阐释和宣传门前冷落,长期以往不能给当地带来任何经济利益的遗产成为当地人也不再重视和稀罕的物件,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导致这些情况的原因是,阐释者的缺席。作为文化的阐释者需要的不仅仅是历史考古、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各类知识,还需具备人文学者起码的人文情怀。如果对保护对象只是从科学角度对其鉴定,冷静近乎冰冷的制定出保护措施,却缺少对该文化遗产人文的解读和深度的阐释,那么百姓如何爱上自己土地上的这片文化,如何对文化产生感情。

每种文化的产生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和与其相连的一系列故事。而且文化总是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因此没有感情的文化不是文化。对文化遗产的情感因素进行凝神关照,对文化遗产本身的故事性进行深度关照,对文化遗产的人文意义进行深入阐发,遗产的可爱性自然产生。否则,即使我们还没有去保护文化,文化也会因为被遗忘太久而走向死亡。

“愈是穷困和边远的地方民间文化反而保存得更完整一些,纯粹一些。倘若真的这样,岂不更是悲哀。我们的文化不是保护下来的,而是被历史遗忘在那里的。我们只不过没有力量去破坏它罢了。”(9)这几乎是所有行走田野的人的共同发现,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那些遗存不是我们保护的结果,而是一种历史的遗忘,遗忘意味着从记忆中的抛弃。那么多文化还有多少是处于被我们遗忘的状态?!但一旦被我们发现,它们有又多少会受到合理的保护和传承?!其实濒于灭亡和被遗忘处于同一个危险处境。我们在保护工作中需要反思文化被处于边缘的原因,积极抢救的同时想到应对的办法。怎样让更多人知道文化的魅力,怎样通过更多途径对文化遗产进行深入阐释和情感唤醒?!

 

参考文献:

1)(2)(3)(4)(8)(9)冯骥才:灵魂不能下跪——冯骥才文化遗产思想学术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5月,第15页,第19页,第36页,第61页,第192页,第425

5)张士闪:从故事事件——围绕山东淄博市淄河镇孟姜女故事产业开发的讨论,民族艺术,2009年第4

6)苑利:从日本和韩国经验看中国戏曲类文化遗产的保护,艺术评论,2007年第1

7)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和商业化运营,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7

 

 

 

 

注:本文发表于2011年第9山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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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ota的个人空间 引用 删除 lakota   /   2011-09-14 1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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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知遥

马知遥

马知遥,新疆阿克苏人,祖籍甘肃武威,父亲甘肃人,母亲四川人,出生长大在新疆小城阿克苏.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博导。写小说诗歌散文,搞文艺批评多年.70后诗人代表.研究方向文化遗产学、民俗学、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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