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纯粹的人生(钟宜口述,周淑瑶记录整理)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2-01-05 22:14:35 / 个人分类:随笔感言

(萧放按)本学期上本科民俗学概论课,组织了三个口述记录小组,其中一组访谈钟先生之女钟宜老师,钟宜老师怀着对父亲的热爱,讲述了一个个故事,经该同学同意,这里发表其中一篇,以为先生去世十周年的纪念。


◎父亲说:为了喜欢的事,别的什么也就不管了。

父亲1949年来北京参加“文代会”,之后本来打算回到香港去的,但是为了组织民间文艺研究会留了来下来。当时还叫民间文艺研究会,就是现在的民间文艺家学会,当初是他跟老舍他们一起办的。为这个研究会他决定留在北京。但是因为是南方人,生活上不太习惯。我妈也老说不喜欢吃馒头,北京气候也冷,妈妈觉得很不舒服,挺难过的。但是父亲说,为了喜欢的事,别的什么也就不管了。就这样我们全家留在了北京。

文革结束“改正”的时候,我妈为这个事挺想不开的,但父亲就说:“不提了,我有事干了,也管不上别的了。”在恢复工作以后,在学校有些人会跟他提起,说那个人曾经在“反右”的时候说过你,对你怎么怎么样,有些学生明明就写文章骂过你。每当别人对他说这事,父亲就说,“他现在能配合就行了吧”,反正就过去的就不说了,他不计较这些事。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民俗学方面还有许多事要做,也没有时间考虑自己在“反右”时候的遭遇。

他觉得现在的人把有些事看得太重了。他从来就没有为什么分房子啊,评职称啊,从来没有为这些事儿伤过脑筋。我也觉得挺羡慕他的,没什么事情可惦记的,就是一心搞自己喜欢的事。我们这一代人就不可能这样,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老天爷给了他点寿,就是他最后这20年,他要不活到100岁,这些事都做不了,还是很遗憾的。

 

他就是童心未泯。有时候很有趣,不像是老朽。

可能是父亲的学问也做的多,一般的事他都也能接受,就是有些科学上的事他不怎么接受。比如学生思潮里的那些东西,七八十年代学生间流行的弗洛伊德,他认真地读过,还挺感兴趣的。但是他对电脑这样的新东西不太能接受。我和哥哥用电脑写文章,他就总是跟我们抬杠说“电脑不好”,我跟他说了好几次,“你不知道用这改文章特别方便”,他自己没有这种体会,有时候哥哥的电脑出了故障,父亲就暗自高兴,“坏了吧”,一个人在那幸灾乐祸的,就像个小孩。我们家有个14寸的小电视,用了好多年了,后来换了一个大一点的,他就总一个人在那喃喃自语:“还是小的好用,小的清楚啊。”他就是童心未泯。有时候很有趣,不像是老朽。

在政府开始禁止放鞭炮的时候,父亲始终觉得这是很没道理的,家里不管谁来,只要涉及到这个问题,他就一定说,“我认为这个不好,华人的凝聚力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在那几年你说这些就是跟媒体唱反调,他从来就不管这些。在放鞭炮这件事上我也老跟他争,我觉得鞭炮挺讨厌的,又出火灾又伤人,我就跟父亲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他就特别认真地说,“缺了这个不行,旧金山的华人,就靠着放鞭炮,还有舞狮子什么的过年啊”。他走了以后我给他买了两盆梅花,就是在电脑上通过互联网查到买的,我还想跟他对话呢,我说,“你看,这是互联网帮我买的。”

 

◎他这辈子最心疼的,就是这些书的损失

  父亲一生中,一共损失了3批书。49年来北京开文代会留下一批书在香港,还有一次是抗战的时候,因为要逃难,我妈说拿不了,就抽了几本字典。还有一次就是在“文革”,我们家四间房子被并成一间,我哥哥只能睡在书上面,上面一个床底下是一层书箱。没有地方放,他只能挑出很少一部分书,剩下的都卖掉了。据说当废纸卖掉的,就有200块钱,那时候200块钱是很大一笔钱了。那时候还有一批放在师大图书馆,后来一捆一捆的还回来了,但是父亲的书都没有标记,不像其他人有藏书章什么的。还回来时,有没有损失,没有依据,也就没法说了。他这辈子最心疼的,就是这些书的损失。

大概也是我妈照顾得太好了,生活上的事父亲全然不管,所以我妈走了以后我就接班吧。妈妈经常跟他开玩笑,“你死了以后,就拿书埋你!”他自己对生活上的事不在意,他只会包书。文革以前,他没去过其他商店,只去过书店,一块毛巾这样的日常用品他都不会自己买。文革以后,可能还好一点。书对他来说只要有一两分用处就要买。他经常逛旧书店,淘到的那些很破很旧的书,就自己用牛皮纸、针线,把那些很老的线装书装订好,可是平时他连扣子都没自己订过。再后来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太能出门了,就总对学生嚷嚷说,你要有车带我去琉璃厂吧,他老想着琉璃厂。

一次带学生们出去春游租车,他就从口袋里拿了一把特别碎的钱,全都掏了出来给人家。他都是买书,没有别的花销。97年的正月十五,我们去前门的大碗茶看正月十五的活动,但因为道路管制,我们一群人停在路上,他就鼓捣说,“去琉璃厂吧”。然后领着我们穿过很多小路走过去,他很熟悉琉璃厂那一块,琉璃厂旧书店的店员也很熟悉他,招待我们喝茶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去翻旧书,那时候他都已经94岁了。他就是对书爱得不得了,就拿它当宝贝。

父亲留下来的那么多书,要捐给学校,他去世后我们就学校打报告,校长就批给了图书馆,但图书馆都换了三届馆长,对这些书谁都不感兴趣。一开始还有一些接触,后来五年时间都没跟我沟通过。我急了去找他们,你们不要我就找别人去。我们是捐赠,为了学校,为了学生,他们不管,好像这跟他们没有关系似的。所以说到捐书我也挺痛苦的,这件事我也没能帮他办好。(据最新消息:北师大已经专开民间文化特藏室,保存钟老与周巍峙老部长的捐赠图书——笔者)

 

◎人家问我说,钟老就这么一个女儿,为什么说那是他女婿?什么意思?我说,跟我可没关系。

父亲从来就没有大学者的架子,他跟学生们相处的都特别好。有时候一大早起来他散步,想起什么一高兴就去敲学生的门,学生都学到很晚习惯熬夜,就害怕老师的突然“造访”。那时候看研究生宿舍的老先生都认识他。他喜欢一边散步一边教学生,有时候是跟学生一起出去,有时候是在操场上碰见哪个学生,就跟谁聊聊。

50年代跟父亲做研究生的一个叫屈育德的女学生,也是父亲最得意的学生,非常聪明,但是父亲那些年见到她的丈夫还挺亲的,说女婿女婿。人家问我说,“钟老就这么一个女儿,为什么说那是他女婿?什么意思?”我说,“跟我可没关系啊。那是他学生的丈夫,他最心爱的女学生,所以说是他女婿。

父亲很喜欢和学生们呆在一起,端午节是比较重要的,一般都会有个小聚会,有时候就是在家里。还有就是每年的春游,他会自己贴钱租个车,大家自带干粮,去玉渊潭、陶然亭什么的,要是哪年没有,他就会说“是不是缺了什么啊”。直到现在,那些老学生还会说,“要是先生还在的话,就该带我们去春游了。

在他后来身体不太好住院的时候,病房可热闹了,每天一直讨论问题。学生去了和他说自己论文的事,也说说外面的情况。最简单的也要读读报纸,有时候讨论问题到兴高采烈,大家并没有觉得他特别像病人。冬天到了,他经常送水仙花给学生。走的时候,他病房里的水仙花开的可好了,但是没能留住他。每年他祭日的时候(正好是一月份),我都要种一盆给他,他特别喜欢这个。那时候医院病房窗台上桌子上地上,满满的都是别人送的水仙花,可是他那时候没有精神了,我跟他说“你看那花开的多好啊”,可是他已经看不见了。

临走之前,父亲在医院的时候过了一次圣诞节,他说,“哦,过过洋节吧”。他很喜欢,也有点无奈,他平常不太喜欢外国的节日,还是喜欢传统一些的。父亲那时候已经瘦了,已经能看出来了,我们摆了雪人,给他戴了顶圣诞老人的帽子。有几个女学生照相照的特别好,他说,“就像四朵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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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方的个人空间 引用 删除 黄方   /   2012-02-29 19:54:33
为了喜欢的事,别的什么也就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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