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无意识下民族精神的回归与民众狂欢——民俗学视野中的《中国红歌会》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12-08 22:19:01 / 天气: 晴朗 / 心情: 平静 / 个人分类：邯郸学文

摘要：在“娱乐至死”的当代社会，一些大众传媒为吸引“眼球”，粗制滥造出不少媚俗、庸俗、拙劣的选秀节目，极大地污染了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中国红歌会》的成功举办，在一定层面上唤醒了迷失在现代性失乐园中的民众，红色旋律如同一股红色旋风，催生了民族精神的回归，得到民众极大认可和支持。本文试图从民俗学视角，探讨《中国红歌会》成功背后的精神、文化因素，凸显民俗文化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红歌会；民族精神；民俗文化；和谐社会

一切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必然有其内在的原因。《中国红歌会》能够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走红，收视率大幅攀升，得到大量不同年龄层次观众的青睐，不是简单的创新所能解释和涵盖的，而是和当前时代背景下娱乐文化的失序、民众心理的成熟、民族精神的回归等密切相关的。

一、“窒息”的娱乐文化与集体无意识的激发

当代，大众传媒高度发达，娱乐文化得以广泛而迅速传播，充斥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娱乐文化的普泛，为广大民众的生活营造了轻松、愉悦的氛围，对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增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文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具有一种“控制机制”，一个社会的风俗、传统、习惯等对民众的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起着明显的制约作用。关于文化对人行为的影响，美国著名阐释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指出：“人明显地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极度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1](P49)他认为不受文化模式——有组织、有意义的符号象征体系——驾驭的人的行动也是无意义的，故而，文化“不只是一个人存在的装饰品，而是——就其特性的主要基础而言——人存在的基本条件”。^[1](P50)也就是说，文化对人的约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存在不受文化控制或影响的完全自由的个体的人。因此，娱乐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发展方向或价值导向，对于国家或政府来说，就是通过“意识形态把个体询唤（interpellate）为主体”，使其臣服于主流意识形态。^{[2](P726-735)}

电视属于“传播媒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大众传媒的“宠儿”，受众最为广泛，与民众的关系最为密切，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询唤”的重任。娱乐文化通过电视这种强大的传播媒介，几乎无孔不入，渗入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支配和影响着大众的审美与公共文化空间。这种强大的现代媒介形式，制作出不少大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以电视为媒介的大众艺术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初衷就在于追求利润，着眼点必定要放在取悦受众上，而大规模复制所采取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必然导致标准化和扼杀个性”。^[3](P89)在商业化盛行的今天，电视艺术价值取向更多出于利润与成本考虑，追求高收视率，在节目制作中便易于趋向媚俗化，负面作用极大。“媚俗的集权统治表现为大众、商品和社会权威的三位一体的沉重压力。当电视艺术完全屈从于这种极权统治的时候，其作品就不免会显露出媚俗状态所特有的粉饰、肤浅和庸俗的模样。”^[3](P103)如2007年8月15日，重庆电视台的选秀类节目《第一次心动》因“评委言行举止失态”、“内容格调低下”而被广电总局叫停，并予以全国通报批评。这个案例说明当前选秀节目的泛滥，节目制作的媚俗化，炒作、搞怪、绯闻等手段层出不穷，使得选秀节目逐渐呈现出同质化、低俗化的趋势，从而最终“窒息”了自己。“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4](P114)电视节目应该具有多样性，可以是娱乐的，也可以是严肃的，可以是大众艺术，也可以是传统艺术，甚至现代主义艺术也可以容纳进来，而不是一成不变，一张面孔，否则，就是真正的“娱乐至死”了。

以大众传媒为媒介的娱乐文化，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准确地说，与民俗文化交叉、重叠之处较多，其高度发达的传播形式对民俗文化的影响值得深思，也引起了民俗学者的关注。以民间文学为例，万建中认为，在较浅的层面上，“一方面，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民间文学的口头交流；另一方面，它又帮助仍然存在的口头传承得以顺利完成”。^[5](P67)大众传媒它颠覆了精英文化的神圣性，打破文学精英对话语权的垄断。在较深的层面上，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面对大众传媒的介入，民间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诸多问题还处在形成变化之中，它们是“民间文学工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5](P69)相对于前者的谨慎，巴莫曲布嫫则直接把大众传媒方式纳入民俗文化的考察范围，它指出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的研究视界已“由口承—─书写的二元对立走向了口承─—书写─—电子传媒的三维观照”^[6](P36)，也就是说电子传媒这种大众媒介手段早已进入民俗学者的研究视域。

通过大众媒介，媚俗的娱乐文化得以大行其道，大肆向民众宣扬或宣泄露骨的谄媚、浅薄的思想、矫情的颓废、金钱的万能等等庸俗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就是本真性的、生活性的、普泛性的大众文化或民俗文化饱受污染，严重“异化”。娱乐文化处于“窒息”状态或瓶颈状态，民众的心理受到极大的压抑，因而无意识或潜意识（unconsicious）中呼唤一种能够扫除萎靡状态或带来清新感受的艺术形式的出现。

按照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的观点，人类浅精神世界的构成，除了表层的个人无意识（personal unconsicious），还有深层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icious）。他认为集体无意识“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7](P40)在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中包含了人类往昔岁月的所有生活经历和生物进化的漫长历程。由于集体无意识原型的作用，在个体出生之前，“出生在其中的世界的形态业已作为一种虚象诞生于他的心间”。^[8](P188)也就是说，出生前个体已被施加一种预先形成的行为模式或原型(archetypes)。

红歌是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够激励人心、增强凝聚力、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扫清媚俗性的选秀类节目的阴霾或颓废具有重要意义。它激发了那些源于原始人类在战胜困难、征服自然过程中所迸发出来的不屈不饶的斗志、群体互助精神、高涨的英雄豪情，亦即原始意向或原型。也就是说在萎靡的娱乐文化压抑之下，红歌激发或释放了人类共同的集体无意识。无意识的领悟“通过原型决定着我们本能的形式与指向”，荣格认为这种无意识的觉悟引领着行动，“如果我们把本能说成是‘精致’的，那么，引领本能进入行动的‘直觉’，换句话说，那借助原型而获得的领悟，就一定是某种精确得难以置信的东西”。^[7](P9-10)正是这种“难以置信”的领悟，或者说红歌激发或释放出的集体无意识，使得民众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对革命精神充满憧憬、怀念和想象，进而迸发出强烈的革命激情、战斗豪情及民族认同感，在心中对红歌产生强烈的共鸣。这不是一种个人无意识，而是集体无意识，因而使得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众都为红歌而“疯狂”，为红歌而感动。正如著名曲作家、评委之一的王佑贵所说:“大到九十岁的老人，小到两岁的小朋友，男女老少齐来唱红歌，红歌会就像链条一样把老中青三代紧紧连在一起。”可见，这种集体无意识引领的行动的力量和感染力何其之大。

二、走进民众生活与民俗文化的广泛利用

钟敬文（1903～2002）认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9](P1)民俗文化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文化，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有规律的生活文化，也是一种和谐的文化，注重情感、崇尚团结、追求和谐。在民众生活中，民俗文化已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水乳交融，人们很难分辨出生活与文化的界限，民间文学亦然。“民间文学具有浓厚的生活属性，民众在表演和传播民间文学时，乃是在经历一种独特的生活”，^[5](P41)虽然这种经历是下意识或无意识的。“民俗生活是主体的实现，在这种活动和过程中，体现着主体的参与与投入，贯穿着主体的作为。”^[10](P161)红色文化严格说来，属于主流文化，但《中国红歌会》却对它进行了巧妙的改造，颠覆了主流文化那种冷冰冰的严肃的面孔，并有效利用了民俗文化的大众性、生活性、身体性等特征。红色文化曾经是广大民众所熟悉、喜爱和热情参与的一种大众革命文化，融入了广大民众对革命先烈先进事迹及精神的敬仰与想象，因此，可以说它是民俗文化在特定阶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形式。《中国红歌会》弘扬红色文化，利用红歌这种沟通、凝聚民族情感和激励民族精神的有效形式，结合部分时尚元素，对于革命精神在当代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节目的录制中，《中国红歌会》也积极利用了民俗文化的生活文化特色，让节目和选手真正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去用心去体验和领悟普通民众的生活。它不像一般的选秀节目，只重视舞台效果，而是结合生活实践，如负重行走、插秧、体验抗洪、拓展、攀岩等野外大拉练。虽然这样一些实践仍具有表演的因素，但不可否认其浓郁的生活气息，故而能够吸引不同年龄阶段的普通民众，让民众产生强烈的共鸣、文化震撼及浓厚的兴趣。如“2009中国红歌会”12强野外拉练在共和国摇篮、长征出发地瑞金进行。拉练的起点是红井，终点是叶坪一苏大旧址。路程长达25公里，途经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旧址，罗汉岩风景区，期间他们要完成负重绝壁攀岩、横渡铁索桥、徒步生态山路行，还要完成用独轮车从罗汉岩风景区运粮至叶坪的任务。这种长征式的野外大拉练不仅让同一团队的选手们更加团结、相互支持，发扬高尚的团队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选手们经历了野外的艰苦考验，磨练了意志，在行动中传递了红军坚忍不拔的长征精神。正如海外唱区选手李佳娜所说:“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的苦。经过这次拉练，我才真正触摸到那段烽火岁月，感悟到红歌中讴歌的红色精神。”再如，2009中国红歌会10强插秧比赛中，两队要在近40度高温下进行三小时的插秧任务，完成两块六分田的所有工作。很多选手都是第一次接触插秧，故而在劳动中十分吃力，为了争夺时间，有的选手在秧田里出现中暑现象，有的选手拔秧累了就直接坐在秧田泥水里，但他们仍然咬紧牙关继续劳动。最后比赛结束时两队选手都是泥水满身，狼狈不堪，但却赢得了“红米饭”们的极大支持和赞扬，因为他们在用汗水领悟红歌的精髓，诠释红色文化。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认为：“文化包括一套工具和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11](P15)民俗文化的产生及广泛应用也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要，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民俗是当代生活中活着的、发挥着特定功能的一种社会现象，每个人都在特定的民俗文化背景下出生、成长，并在这种民俗环境中进行自己的工作和创造。”^[9](P10)简言之，民俗、民俗文化与民众的生活密不可分，民俗、民俗文化贯穿人们生活的始终。《中国红歌会》不自觉地采用了民俗文化的形式，引起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与强烈共鸣。主要表现在：

一、从报名来看，体现了普遍意义上的平民性与草根性。《中国红歌会》突破了以往选秀所选歌手类型化的套路，红歌会不限性别、年龄、外型，不论职位、民族、身份，不分俊男、靓女，只要爱听、爱唱红色歌曲都可以参加，真正实现了选秀的低门槛和平民化。歌手的选拔倚重于选手本身的演唱实力，同时还要考虑歌手演绎歌曲时所赋予歌曲的趣味性、情感性和故事性。这样富有民俗情感的低门槛吸引了广大普通民众的积极参与，也从而在红歌舞台上出现了一道道感人的亮丽的风景。上至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几岁、十多岁的少年儿童，工农兵学商，一起唱红歌，让人倍感新奇、亲切和感动。

二、从歌曲选择来看，选手所唱的红歌曲目范围较广，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关于红歌的界定，“2008中国红歌会”总导演廖苏斌说：“一般人都认为‘红歌’只是战争年代的革命歌曲，‘中国红歌会’界定的红歌则范围更广、更大，它是指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广为传唱的积极健康、昂扬向上、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优秀歌曲，也包括从世界各国流传到中国，影响广泛、主题积极的歌曲。”红歌应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既包括传统的，也包括现代的，既容纳革命歌曲，也容纳改革开放以来内容积极、健康的中外歌曲。因此，在红歌会舞台上，红歌曲目可谓是琳琅满目，绚烂多姿。既包括纪念革命历史的《秋收暴动歌》、《红军阿哥你慢慢走》、《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十送红军》等，也包括抒发劳动情怀的《清晨，我们踏上小路》、《众人划浆开大船》、《众手浇开幸福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等，也包括歌颂祖国的《祖国颂》、《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爱我中华》等，还包括激励志向的《铿锵玫瑰》、《男儿当自强》、《真心英雄》、《少年壮志不言愁》等。这些红歌之所以能够打动人，还是源自其自身所承载的红色文化内涵及深厚的生活韵味，“维系着群体或民族的文化心理”，^[9](P30)跨越了时空的界限。

三、从主题深化来看，不少感人的革命故事、先进事迹得以传颂，被别出心裁地搬上红歌舞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满足的种种需求，往往在民俗中得到某种补偿。”^[9](P31)在当代，商业化的高度发达，人们物质生活虽然富裕了，但精神生活却更显贫乏，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对一些趋时的、矫情的、媚俗的大众娱乐节目开始厌倦，心中渴望一种感人的、亲切的、生活的艺术，以宣泄心中的压抑，让密匝匝的生活透进更多的清新、充实与阳光。《中国红歌会》非常注重这一点，精心设置了讲故事环节，以贴近民众，感动民众。如“2007中国红歌会”的故事环节，从兴国烈士李英群马前托孤，到钟鸣老人不用麻醉药做手术，到八子从军为国捐躯，再到王俊景和吴新芬矢志不渝的爱情，每场晋级赛的红色故事都让观众震撼并感动着；又如在“2009中国红歌会”一场晋级赛上，当年援疆建设的老兵陈俊贵向观众讲述了他和战友的生死故事，在一次修筑公路的过程中，因为断粮，老班长把唯一的一个馒头给了他，后来老班长、副班长等都牺牲了，只有他活了下来，这刻骨铭心的一幕幕，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灵深处。为了缅怀战友，他退伍以后，带着妻儿主动地来到烈士长眠的地方，为烈士守灵二十几年，并仍将坚守下去。这些“社会主义新故事”，撼人心魄，对处在媚俗的商业化的娱乐文化壁垒包围下的广大民众来说，无疑是一剂心灵的清洁剂，宣泄了心中的压抑，补偿了精神空间的贫乏。

四、从评委构成来看，既有专业的现场评委，又有普通的大众评审，还有广泛的短信投票方式，三位一体的评审方式，突出了“红歌会”节目的平民性和广泛性特色。民俗文化是广大民众的一种生活文化，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参与民俗活动和传承民俗文化，因而，民俗文化是一种民众广泛参与的文化。《中国红歌会》设立大众评审制度，并在全国广泛招募大众评审，适应了广大民众的文化需求，某种意义上，也满足了广大民众参与民俗生活的心理需求及集体狂欢的心理诉求。

三、民族精神的回归与民众狂欢

红色文化产生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年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产物，是经历血与火的严酷考验的一种先进文化。红歌是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它具有激励人心、鼓舞斗志、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团结等重要意义，与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一脉相承。红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特殊时代广大民众共同经历的民俗生活，深深烙印在民众心中的一种“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对民众来说，这种集体记忆仍然能够唤起他们心灵与精神的共鸣，“仍然散发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他们美好的时光都驻留在那个艰难时世里，“他们希望重温这段逝去的时光”。^[12](P86)对老年人来说，唱红歌绝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对过往岁月的追忆，是对激情年代的怀念。通过红色旋律，红色的年代、红色的激情与红色的记忆，在他们心中激荡飘飞，挥之不去。“记忆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的。”^[12](P60)集体源泉的养料，就是人们心底对真善美的向往，对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对革命英雄的崇拜，对红色历史的缅怀，对幸福生活的赞美。而现实却不尽如人意，娱乐文化采用工业化的生产模式，节目制作日益标准化、类型化、趋同化，艺术个性与思想内涵逐步被消解。“当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在中国逐渐成为新的宗教时，历史日益被图象化了，生活日益被符号化了，经验日益被虚拟化了，崇高变成了荒诞，悲剧变成了喜剧，在一种‘恶搞’的文化氛围中，娱乐就是上帝，而荒凉的现实变成了一幅愈益迷离的远景。”^[13](P170)

在这样迷离的远景中，民众渴望沐浴在传统民俗文化中，以寻求心灵的“栖居地”，或追溯民族之“根”，让心灵或精神有所皈依。而《中国红歌会》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这种心理诉求，为其提供了一个精神追索和心灵净化的渠道，也就是富有情感的民俗文化空间。“‘红歌会’借用选秀的形式，通过全民共唱铿锵有力的励志歌曲，以红色精神作为主旋律，引领振奋向上的新气象，避免了某些选秀节目的肤浅和庸俗，被誉为是一场‘寓教于乐的经典盛宴’。”^[14](P15)因而，与时下的一些选秀节目日益媚俗与泛滥相比，红歌则少了一分浮躁、多了一分责任，少了一分虚伪、多了一分感动，少了一分矫情、多了一分真情。著名指挥家、评委之一的滕矢初说得好：“红歌、红色年代、红色精神，这些孕育新中国的概念与元素已植根于中华大地，在广大民众中更有着很牢的根基。所以，红歌会不仅持久性毋庸置疑，广泛性更是有目共睹。”红歌植根于广大民众的民俗生活之中，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民族心灵和精神之“根”，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优美的红色旋律唤醒了广大民众对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或集体无意识，唤醒了他们的青春与激情，让他们冲破矫情、媚俗、拙劣的娱乐文化层层包围，自觉认同和弘扬一脉相承的伟大民族精神，传承优秀的民俗文化。

《中国红歌会》的举办，在很大方面吸收了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精髓，颠覆了精英艺术的严肃、规范、精致等限制与约束，释放了广大民众的精神张力，是大众艺术的一次盛宴，是民众精神的狂欢。依据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M.M.Bakhtin，1895～1975）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民间的狂欢节。在巴赫金看来，狂欢化的渊源就是狂欢节本身。他认为在狂欢中，人们都是积极的参加者，过着狂欢式的生活，“而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15]( P161)}在狂欢节上，所有的规矩、秩序、禁令和限制都被取消，没有权威、没有等级、没有约束，每个人不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都可以平等参加，人们通过一套合二为一的双重仪式，颠覆既定的制度、秩序、权势和地位，从而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15]( P161)}狂欢诗学理论具有丰富繁杂的象征意义，且形式多样，渗透着狂欢节所特有的那种世界感受。“狂欢节（再强调一次，在这个字眼的最广泛意义上）将意识从官方世界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使得有可能按新的方式去看世界；没有恐惧，没有虔诚，彻底批判地，同时也没有虚无主义，而是积极的，因为它揭示了世界的丰富物质开端、形成和交替，新事物的不可战胜及其永远的胜利，人民的不朽。”^{[16]( P318)}概而言之，狂欢节具有平等性，宣泄性，颠覆性，大众性等特点。《中国红歌会》报名的低门槛，不论身份地位、性别、外型、年龄、民族等，体现了娱乐节目应有的大众性，迎合了广大民众的“叛逆”心理，颠覆了以往娱乐资源为精英分子独占、电视舞台为少数人专擅的现象。在走向大众、走向生活的思维影响下，《中国红歌会》赢得了极好的口碑和民众的大力支持。那艰苦的野外大拉练，选手们的自信、乐观与顽强，激起了民众的极大热情，让他们倍感亲切、熟悉；那一首首经典红歌，一个个感人场面，唤醒了广大民众的集体记忆或集体无意识，弘扬了正义、勇敢、奋发、坚强等民族精神，让人心潮澎湃、荡气回肠。《中国红歌会》借助选秀的形式，以平民为主角，摧垮以往娱乐节目的形式障碍和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借助现代电视传播技术精心营造的集体狂欢，或者说就是民俗文化群众性娱乐狂欢化的一种形态。

红歌掀起的是民众精神的狂欢，让民众沉浸在红色的记忆中酣畅淋漓、恣意汪洋，从平静到癫狂，从癫狂到平静，最后升华为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的灿烂乐章，归为物我相融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国红歌会》的主题曲就显示了与一般娱乐节目不同的气概，令人感动，撼人心魄，具有强烈的渲染性和感染力。“爬坡要爬最高的坡，过河要过最大的河；喝酒要喝斗碗的酒，唱歌要唱最红的歌……爬山要爬山外的山，渡河要渡界外的河；劈浪要劈浪里的浪，唱歌要唱最红的歌……”听到一首首优美动人的红歌，连著名词作家、评委之一的77岁阎肃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热爱之情，“听到迸发青春活力的歌，给人向上力量的歌，我感觉浑身的青春血液在燃烧”，他还动情地表示，“永做‘红歌会’的宣传队！”而那些“疯狂”的“红米饭”们或参赛选手，为了能参加红歌会，更是用自己的深情和行动叙写了一幕幕感人的故事。如重庆一个身患癌症牟女士，非常热爱红歌，但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参加红歌会，便央求着在电话里演唱了一首饱含生命礼赞的红歌；如在直播现场一位73岁的老人演唱了《喀秋莎》，并饱含深情地讲述了自己与这支“红歌”的感人故事；如一位两岁半吐字还不太清晰的孩子，被妈妈抱着站在话筒架前轻轻地唱着《小军号》；如69岁红歌选手杨宝全在野外拉练时，在高温下身体不适，打完吊针后继续急步行军，坚持走到终点等等。那跃动的红色旋律，激励和感动着每一位红歌选手和“红米饭”，令他们徜徉在红色的海洋中，如痴如醉、如癫如狂，精神得以升华。

当然，《中国红歌会》与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还是有所区别的。狂欢节有一套合二为一的双重仪式，它的组成因素是诙谐和物质－肉体下部，是非官方的真正的民间文化传统。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15]( P163)}是充满象征的一套符号体系。《中国红歌会》虽然采取了民间文化或民俗文化的形式，但本质属于主流文化，它的颠覆性、宣泄性都有所限制，不是“翻了个的生活”，更不是“反面的生活”，缺乏民间狂欢节的广场的一面，也缺乏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等两元对立的象征意向，因此，《中国红歌会》可以说是蕴含了一些狂欢式的因素，是有限度的狂欢，“狂”的成分少一点，“欢”的成分多一点，或者说是“戴着镣铐”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