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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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又是一场喧闹。每年春节都要歇斯底里闹上一阵。至于开假，心仍难以收回来。必须到元宵过后，才彻底绝望了。元宵节是最后的一场闹，最后的疯狂。

中国有着“闹”的文化。所谓“慎独”，不过是写在纸上的理想。“慎独”虽然是内心自持，类似于西方的宗教自律，但并没有明确的尺度。“慎”到什么程度？“底线”在哪里？春节这种时候是否放开？并没有明确戒条。有时候形式就是内容。“春晚”导演总是抓住“闹”这根神经，每次开场，都是一个喧闹的群体节目，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有汉族的，有其他民族的，一潮一潮，通通上场。有时候还小孩最后跑上来，“喔——”地一个起哄，闹到了高潮。是起哄，当年我当学生，不满时，大家就会用这样“喔——”来起哄的，后来我们就带着这个起哄上街的。

今年更变本加厉以红来闹。满舞台的红色，不管和谐不和谐，“祖国山河一片红”。红是热闹，热闹能镇压住一切。红即是暴力，是独裁者喜欢的颜色。

但哪个中国人敢说自己心里没有一个“小毛泽东”？毛的实质就是把中国人控制在他手里，作为投向人类世界的炸弹。所谓“解放”，所谓“强国”，所谓“崛起”，所谓“振兴”，都不过是这种东西。但这也是中国人“普遍的”情结。 在过去的2014年，终于有钱的中国人以前所未闻的疯狂“闹”到了世界，为所欲为。在接受《东京新闻》采访时，我说，这是长期被欺压民族的必然表现，中国的“崛起”是带着历史积怨的，一如当年的日本。一旦有机会，必然想称霸世界。

喝酒也是闹，大酒家，大圆桌，大吵大嚷。日本人喝酒，喜欢钻到小酒馆，还要“会员制”，小桌子，独斟独酌。关于“会员制”的好处，主要是熟悉。我没什么经济脑袋，将之理解成有归属感，不仅环境有归属感，老板娘也熟悉，对你的烦恼关心一下，往往挠到了痒处、抚到了痛处。李长声先生则认为，那是因为上班族的腰包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鼓，去熟悉的酒馆，心中有数，对腰包有把握。当然，日本人也喜欢聚饮，叫上三五个人，黄遵宪称之为“自拼”。可即使聚饮，也彼此不劝酒的。中国人则有酒必劝，劝酒，猜拳，干杯，不把你灌到桌底下不算本事。你不喝，非你要你喝，说什么理由都不管用。这几年来“醉驾”查得极严，仍有被抓的，其中固然有开车人自己守不住的原因，很多也是经不住劝的，甚至是被逼着喝了。

当然，日本人也有不好的习惯，比如串门式地喝酒，喝了一家，又喝一家，再喝一家。正月前，日本人总要喝得一塌糊涂的。他们还喜欢几种酒混着喝，喝酒的人都知道，这样是更容易醉了。还空着肚子喝，所谓“空酌”。这在科学的眼光看来，都是危害身体的，不科学的。据说法国人喝酒就比较科学，只来一点，每天来一点，不贪杯，不暴饮。科学家认为，适量的饮酒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喝酒不在于喝什么，而在于怎么喝。英国女王大学的阿兰·伊万斯教授，观察法国和北爱尔兰两国的男性饮酒习惯，法国人每天喝上一两杯，常年如此；北爱尔兰人平常很少喝，但到了周末则豪饮。对他们健康状况进行抽样调查，发现爱尔兰人的血压在周一和周二两天较高，周四和周五则降到正常水平；法国男子一周之内血压没有什么起伏变化。伊万斯教授说，这似乎可以解释北爱尔兰人死于心血管病的比例高于法国人，虽然他们的酒精总体消费水平相当。

哥本哈根酒精研究中心的莫顿·克朗贝克教授也发现，每周暴饮一到两次的人，跟喝酒总量相同、但每天适量喝一点的人相比，更容易出现“啤酒肚”。当然拿健康来说喝酒，是混淆了两种标准的。喝酒本来就不关健康什么事，它们的价值取向完全不同。好吃的东西往往不利于健康，健康的东西往往不好吃。健康长寿固然很好，但是如果只能吃不好吃的东西，长寿又有什么意思？一个中规中矩的人，其人生意义要大打折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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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醉酒的人，容易荒唐。最典型的是日本人，喝了酒，无论多么绅士，都没了样子。但那也许正是原来的样子，本性出来了。人是被遮蔽的动物，平时被条条框框规训着，只有在喝酒后，才无所谓起来。喝酒的最大变化，就是让人变得无所谓，比如过马路，平时会考虑安全不安全，喝了酒就不在乎了，过了再说。说话也是，所以有句话叫“酒后吐真言”。最“吐真言”的就是小孩子，有《皇帝的新装》为证，所以喝醉了酒的人俨然就是孩子。有人觉得醉酒的人可爱，正是因为变本真了；有的觉得醉酒的人难缠，最难缠的恐怕就是孩子了。

孩子是尚未被规训的。即使举世闻名的温柔妥贴的日本女人，她们小时候，也是野得不成样子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疯就疯。我家儿子很小的时候，一有客人来，就抢去开门，跳进跳出。他太寂寞了，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平时关在家里，见不了几个人，客人一来了，叫“人来疯”了。动物也一样，我的一个旧同事，家里养了几只狗，也是“人来疯”。现在的家狗也是很寂寞的，怕丢掉，怕被人宰了吃，就整天关在家里，每天只有一次放风的时间，还是被主人牵着。那些狗见了人来，也是兴奋得不得了，冲你叫，扑到你身上，赖着你。我生性不喜欢动物，它们主人就吆喝它们，但是无济于事。长期没有自由的动物，一旦有了点自由，就会变本加厉的，这也是成龙先生说中国人就是应该管的理由吧？

中国人的常态，基本上就是鲁迅所说的“死相”。可以活络一下的，也就是节日。所以到了节日，就变了一个人。比如迎神，受过现代科学洗礼的人不应该相信这神呀鬼的，但是也迎得欢；再比如看花灯，过去长辈带我们看花灯，脸上露出的是让我们奇怪的幼稚的神情，这在平时是羞于露出的，老大不小了，臊不臊！还有就是放鞭炮，无非是一个响，或者一串响，还很危险，每年都有不少人被炸伤，但仍然让人乐不可支。每到过年，到处都在放鞭炮，这里闹，那里闹，虽然有人害怕，捂着耳朵躲闪着走，会抱怨，会说这是“陋习”，然而是不会得到公众认同的，只会被嘲弄为不通人情。

指放鞭炮为“陋习”的最大理由，就是无益，既无益于身体健康，又无益于GDP，也无益于先进的国家形象。想想，一个先进的国家的人，怎么能像小孩一样玩这些东西？确实，很多民俗是端不上台面的，只有被早年的比如张艺谋们作为艺术端在台上，艺术的价值取向和现实的价值取向是背道而驰的。但那却对精神有益。哪怕是丢人现眼，哪怕是赴汤蹈火，精神自有其勃起的需要。当然，精神也会策略性地拿些实用理由作底蕴，比如说放了鞭炮能驱邪呀，迎了神能保佑呀。但犯不着闹呀！在广西，正月还“炸龙”的，所有的人身上都挂着鞭炮，口袋里也放着鞭炮，手提袋里也装着鞭炮。龙来了，大家疯狂冲上去炸，其实炸的是舞龙者。鞭炮在舞龙者头顶上开花，在他们身上开花，在他们脚下开花，他们疯狂躲闪，稍有闪失，就可能灾难临头。

其实，所谓吉祥是虚妄的，特别是现在的人，谁还相信拜一拜就来神，吓一吓就驱鬼？与其说是祈福，勿宁是为了刺激，从而发泄。把现实的樊篱推倒，回到本真去，以闹来驱除自己心中的不快。典型的就是丧葬，中国人的丧葬最大的特点就闹。本来，人死了，情绪低落，应该沉沉静静，默默致哀。但是中国人的丧葬却是闹哄哄的，吹吹打打，闹得鸡犬不宁。更奇怪的是，参加葬礼的人往往嘻嘻哈哈，甚至还有丧家在葬后办丧酒，敬酒时也嘻嘻哈哈的。那些吹鼓手一边吹，一边喊的是“好！”指的是从此一切都好起来了。你喊“好”，就“好”起来？这当然是幼稚的，但没有这幼稚，活着的人如何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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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是中国，世界各民族，至少在它们的早年都有闹的民俗。在日本诹访，有个闹而危险的“御柱祭”。人们用斧头砍倒巨树，在树干上装饰红色和白色的彩带，绑上绳子，然后“出山”。一队队男子拖着圆木顺山而下，前往诹访大社的四个神殿。圆木经过的山路崎岖不平，在一些地方必须防止它打滑，或是让它顺着陡坡滑走，就会有许多男子骑在圆木上，跟着圆木滑下山去。那是极其危险的，常有人员伤亡。但即使如此，这个危险的游戏一直没有被废弃或禁止。它太刺激了，太好玩了，因为刺激而好玩。

民俗，是人类幼稚时代的“过家家”。每个民族都有他的幼稚期，有的成熟得快，有的成熟得慢。人类像不愿长大的孩子，即使是被迫长大了，仍然留恋着童年的游戏。这些游戏至少可以让他们暂时逃避成年人的规范。最典型的就是“狂欢节”了。据说它起源于欧洲中世纪，为了纪念那个耶稣，人们必须禁娱乐、禁肉食、反省、忏悔，生活在沉闷之中，于是在此之前，得找个机会纵情狂欢。

狂欢能给人解放感。在狂欢中，现实的樊篱被冲毁了。巴赫金说：“狂欢节仿佛是庆祝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祝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在狂欢节的广场上，在暂时取消了人们之间的一切等级区分的壁垒，取消了日常生活，亦即非狂欢节生活中的某些规范和禁令的条件下，形成了在平时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一种特殊的既理想又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们看到，在“狂欢节”里，国王被脱下了冠冕，奴隶被加冕为国王。

巴赫金认为：狂欢是在神圣与粗俗、崇高与卑下、伟大与渺小、明智与愚蠢等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中，把处于正负两极位置的分类以及价值的对立项接通起来了，订下婚约，结成一体。这种接通，依靠的是集体的力量，集体依托的是广场。广场是狂欢节的中心，是狂欢剧演出的舞台。必须指出的是，这化装成国王的奴隶，又是以小丑的面目出现的。巴赫金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国王就是小丑。他是全民选举的，然后等他在位的时刻一过，他又受到全民的讥笑、谩骂和殴打，……如果说一开始是通过仪式让小丑当上了国王，那么现在他的国王已不复存在，人们又以滑稽改编的方式给国王穿上小丑的衣服。打骂同这种化装、换装、变形是完全等值的。辱骂揭示挨骂者的另一个——真正的——面目，辱骂撕下了挨骂者的乔装和假面：辱骂和殴打把国王拉下马（废黜）。”

这样废黜，不知是废黜国王，还是废黜小丑。国王就是小丑。民众攫取了权力，并把权力定义为荒唐。

闹的民俗，是荒唐的游戏，是恶的游戏。世界如此不公，需要掀翻；生命如此艰难，需要撒野。这是孩子的“过家家”，是坏孩子的“过家家”。不荒唐不足以超越，不恶不足以发泄。喝酒不醉，就不能尽兴；放鞭炮被规定在制定的地方放，那还放什么？我小时候，还喜欢把鞭炮丢在人家领口里，让对方又嚎又哭，又跳又逃。那时候有一种一拉就炸的鞭炮，将之安在教室的门口，一头接着门，一偷接着门框。选最可恶的老师上课时，上课铃响，同学们都进了教室后，掩门，迅速搞定，逃回座位。老师一推门，就炸了。老师吓得没了样子，一撒手，那些狗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知识全撒在了地板上了。

现在想来，我小小的年纪，怎么竟如此之恶？因为我们本性被控制了，只能变态成了恶。这就像裸露，一旦裸体不被允许，裸露就以恶的形式出来挑战。压迫深，反抗重。回头想想，中国人的丧葬所以要歇斯底里，也就因为活着太沉默，所以死了，就大张旗鼓。丧车堵塞交通，招摇过市，一路撒纸钱，放鞭炮，那些平日里威风八面的交警也打了蔫，视而不见，不阻拦，不罚款，不扣证。人家都死了嘛！死了就有理，死是最大的理。几乎没有执法人员傻到去找丧家麻烦的，死了就通天，能呼风唤雨，招神领鬼，窦娥能呼唤“六月雪”，即使你犹疑，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至少，你会授予对方闹的理由，让你不可收拾。

有一次送葬，要等骨灰出来，大家在殡仪馆的山坡上等。远远望去，一大片全绑着红腰带，突然两个字跳出脑门：暴力。猛然发现，中国的文化是充满着暴力成份的，不仅统治者暴力，被统治者也暴力。中国人视红色为吉祥避邪，其实质是暴力。因为暴力，能抵抗邪恶，以恶抗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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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众之恶，真能抗得了体制之恶？不能。“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所谓“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只有毛泽东才能这么说。于是，所谓闹，与其是民众自我选择抵抗，勿宁是民众自我选择狂狷。狂狷表面上看是反抗，实质上是自我麻醉。通过对现实的抹杀和超越，形成了一种狂欢式的销魂。

美国社会学者卡伦·霍妮发现：“通过夸张自己的痛苦，通过使自己沉浸在不幸或一钱不值的基本感觉中，这种令人恼怒的体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现实性，这种特殊的痛苦所带来的刺激也就被催眠，被麻醉了。”她提到一本荷兰小说：一位作家的爱妻两年前被人强奸后杀害了，他一直企图排除这难以忍受的痛苦，于是他埋头写作，昼夜不停。他写完了书，痛苦又重新摆在他面前。他的脚步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妻子的墓地，他沉浸在可怕的幻觉和冥想之中。他想象着蛆虫正在咬噬着他妻子的尸体，想象着人被活活地埋葬在地下。他回到家中，痛苦仍然折磨着他，他被迫回忆，那晚他妻子去访问朋友，如果他也陪同前往，如果她打电话给她，去接她，如果她留在朋友家中，如果他出去散步，恰巧在车站碰到了她……那么一切就不会发生。他责问自己，心力交瘁。他想象奸杀时的情景，遭受了极大刺激，昏死了过去。醒来后，他居然摆脱了。

卡伦·霍妮说：“通过沉浸在痛苦中来获得满足，体现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原则，这就是通过把自己消融在某种更巨大的东西中，通过消除自己的个体性，通过放弃自我以及它所拥有的一切怀疑、冲突、痛苦、局限和孤独，来获得最后的满足。”这就是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酒神精神”来源于古希腊的酒纱神崇拜仪式，这种仪式的目的，就是通过强烈刺激各种感觉，直到产生了幻觉。跟“日神精神”不同，“日神精神”致力于积极塑造和掌握人生，而“酒神精神”恰恰相反。世界各个民族，都有类似的情形出现。在集体的节日里，在宗教的仪式里，在音乐的境界中，把痛苦放大到巨大无边的地步，把危机突出到虚妄的程度，于是产生了销魂的效果。

在某些印第安部落中，通过禁食、在身上割去一块肉、以痛苦的姿势把人捆绑起来，由此产生了幻觉。雷斯里·斯皮尔在《平原印第安人的太阳舞：它的发展和传播》中记述：在印第安人最重要的仪式太阳舞中，肉体上的折磨是刺激起销魂体验的最主要方式。中世纪的教徒们也往往用鞭笞自己，来产生销魂的快感，新墨西哥的赎罪教徒用的则是荆刺、鞭笞和负载重物。这是弱者的强悍，是绝望者的狂欢。明白地说，“日神精神”体现的是强者的逻辑，而“酒神精神”体现的是弱者的逻辑。

中国人处世，历来是不当真的，也当不了真，从来没有机会让他们当真做一回人。于是只是胡闹，以及胡闹之下的坚韧。胡闹自有胡闹的逻辑，比如让佛主跟土神供一个神龛，比如“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又比如唱歌，当今中国，许多场面都在放歌曲，有《祖国颂》，有《春天的故事》，有《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有“咱那个老百姓，今个儿真高兴”。真高兴还是假高兴？今年春晚，还号召胖的丑的女人也要高兴的。这些节目官方盛会用，百姓也用；它们是用在喜庆的仪式，还是丧事的吹奏？没个所谓，不过是用来热闹热闹罢了。

千年中国，就这么闹过来了；百年中国，就这么热闹完了；新世纪中国，十五年了，仍然方兴未艾地热闹着，眼看浩浩荡荡又闹回了“文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