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从文革到现在中国人一直在“生病”

《知青》这部作品是原著及编剧梁晓声最完整记录十年“上山下乡”岁月的故事。身为著名作家的他对自己经历过的六年知青生涯独具情怀，早期的创作大多以此为题材。“理想主义”是曾经的梁晓声最为显著的标签，如今的他也许少了一分冲动感性，多了一分宽厚从容，但一直没有改变的，或许是他对于自我、人性、社会、历史那份热度与责任感不减的关注与反思。

如果说《知青》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带来的是有关青春与理想的集体回忆，那么梁晓声围绕“知青”展开的话题，则是针对当下“中国病”的诊断和开“药方”。

梁晓声心里的《知·青》

许戈辉：通过电视剧的形式呈现出的《知青》，是否符合您写作这部原著的初衷？

梁晓声：最初我是不完全赞同使用《知青》这个片名的，因为它太大。全国十几个兵团，一千几百万人插队，东南西北全都要体现是不可能的，一部电视剧撑不起这个大题。但他们恰恰比较喜欢它的大气。当时我想了一个办法，在“知青”之间，顿上一个圆点，“知”是知道，指这一代青年从城市到乡村，知道了国情民生、如何做人处事；“青”是青春、青涩。或者还可以用《青岁月》，以对应这个火红年代。

许戈辉：如今把这样一个题材呈现给大家，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梁晓声：我看到社会上一种对于文革的回潮之意。这段历史最先是被规避、屏蔽，然后逐渐成为空白；再通过另外一些歌曲、戏剧、影视作品，使它开始逐渐泛红，而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没经历过，所以不了解，我觉得把它讲出来是我的责任，有些泛红的东西是假的，我们不能回去。我前年在“两会”上就谈到文化的自觉性，它对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提升和灵魂铸造是有使命感的，你不能剥夺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尽量客观还原历史真相、公允评论历史人物、深刻剖析自己国家历史错误的责任和义务。

许戈辉：在推出这部电视剧的过程中，你们是否遭遇过困难和阻力？

梁晓声：我给导演曾经写过三封信，互相鼓励，有一封我是这样写的：“此剧不同于以前，相当文学。情节是重要的，情愫、情绪和情怀也是重要的，这是此剧的气质。以我的把控感觉，这个剧中“左”的部分，绝在分寸内，一点也没出格，故大可放心，不必自行删之。”我的意思就是，我写了，你要拍出来，不要预先自己就胆怯了，总要给人一种对历史的较诚实态度为好，毕竟我们是有些思想的人，要对所谓禁区有一点突破的勇气。

许戈辉：你们预先想到的可能的禁区是什么？

梁晓声：文革不能这样呈现，这剧里呈现得太多。把八十年代以来所有电影电视剧中关于文革的部分都放在一起，也比不上这一部剧呈现得多。我们做的确实让后来的许多同志既震惊又为难，但同时，他们也感动了，他们觉得这真诚，而且他们也意识到这是需要的。

许戈辉：现在我们看到的内容和最初的版本有多大的区别？

梁晓声：当然剪啊剪啊剪啊，剪掉很多内容，都是呈现文革极左特征的那一部分。但是即使剪掉这一部分，也依然保留下了现在的这些。最初我们就意识到，我们在做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导演包括这个团队，其实在整个的拍摄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可能随时被叫停，或者拍完之后成了瞎忙活，导演能够坚持下来纯粹是他和我对于那段历史的共识。

有关那段岁月的回忆

许戈辉：听说您当年到兵团去的时候算是“根正苗红”对吧？而且和那些只凭一腔热忱去的知青们不同，您是经过理性的思考才决定去的。

梁晓声：我是工人家庭出身，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从我出生之后他就开始经常离家。那时候我哥哥患有精神病，家里生活非常困难。我当时就是为了挣钱，那种愿望非常强烈，做梦都是一角一角地捡钱。那时学徒工毕业之后才挣18元，已经非常了不起，因此当有人说去那个地方基本工资是32元，人就根本不在乎是什么地方，兵团还是农村，做什么工作，立刻的表态就是我去。能使母亲脸上的愁云少一些，使弟弟妹妹在春节的时候能穿上新衣新鞋，这就是自己最大的成就感。

许戈辉：去之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吗？

梁晓声：不知道。动员会一结束，我马上就找老师报了名。只带了5元钱、一床被子、一个旧饭盒，里面有一斤粗粮做的点心，然后就上火车。不会哭也不会感到骄傲，非常镇定，就是去劳动挣钱。

许戈辉：在您走之前，母亲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是为儿子骄傲，还是更多不舍或凄凉？

梁晓声：都没有。母亲那时被生活重压得接近麻木，我分明感觉到母亲几乎就要撑不住。因为你想在城市里，男人不在家的生活本身已经很难，在有限的18平米的空间内，她要带着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曾是她最大骄傲的长子，压力非常大。所以她几乎没有特别的反应，只是问哪天走，妈给你做褥子。走之前一个星期我把家里能做的硬活都做好，抹墙，重新砌炉灶，劈柴火。

许戈辉：和其他的知青年龄相仿，那时您也还不到19岁，却要尽量把家庭的重担给承担下来了。

梁晓声：可能跟其他的青年不一样的是，在我决定下乡的时候，我们班主任老师就嘱咐，让同学们不要送我笔记本。她让我不要记日记，不要写东西，跟同学通信不要谈政治，开会的时候少发言，不得不发言的时候，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因为我们几个同学之前就会在老师家里谈国家的命运，讨论到很晚，她担心我政治上出问题。事实上我在下乡之前已经跟老师讨论过，文革是对的吗？

许戈辉：很多人被文革大潮裹挟，完全丧失独立思考地狂热投入，可您在下乡以前就已经开始怀疑了？

梁晓声：是，运动刚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讨论这些问题。我们都是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的孩子，虽然文革发生了，但是那种鼓吹暴力的喧嚣不可能吹到每一个家庭，完全摧毁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对于最底层家庭的那种影响。那些父母可能是文盲，但是在孩子出门的时候他们会嘱咐，不要落井下石，不要伤害别人，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因为那个年代你想做，有时不需要理由，只一条，我是红五类，就够了。在这个名义下，你几乎可以伤害很多人，你所见到的伤害现象也比比皆是。但那些底层的文盲父母，他们至少知道向善，知道这些行为是不对的。

许戈辉：据我所知，您本名是“梁绍生”，为什么在插队之前改为“梁晓声”？

梁晓声：插队之前在班里我是勤务员，相当于班干部的作用，当了一个时期之后，我在墙后边贴了一份辞职声明，落款就是梁晓声。我当时非常地厌倦，可能是由于我对于无政府状态完全不能接受。思想专制状态是我不能接受的，但无政府状态同样会造成我心里的痛苦，我不能每天看到发生那些暴力的事情，因此希望有一天又恢复到民间之声，这社会恢复到正常的声音，而不是口号声，不是大喇叭的喧嚣，不是革命歌曲，所以就起了一个“梁晓声”。

许戈辉：像您这样思想的年轻人，到了农场以后，一定会和大部分知青格格不入吧？

梁晓声：会的。思想很孤独，没有交流者，但我是班长，可以讲故事给大家听。我把我读过的故事都讲给同学们，他们没有听过，最多只看革命小说，而这些故事和革命小说所传达的人性元素是不一样的。当时农场有一名老职工被列为“特嫌”，在受班里的青年会突击审讯挨打后心脏病死亡。我知道后立刻跑过去，要求连里严肃处理，从此和那几个战士不太说话，不给他们讲故事，只当班里没有他们。

许戈辉：那个时候想回城吗？根据您自己的观察和体会，大概有多少知青是想要回去的，又有多少是一心一意想扎根在那的？

梁晓声：最初没有想回去，后来就有点慌乱，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四五年之后基本就是认命的坚持。有的人被树立成标兵，这不是一件好事，全团全师乃至全兵团都要学习你，这就等于被道德绑架，被荣誉感绑架，有的时候会失去自我、失去选择的权利，可能这样的一些青年会横下心，为了给我的荣誉我坚持到底。但是除了他们和家里问题实在严峻的，大多数都想回去。我没有那么强烈的回去的愿望，但是比较怕和我关系亲密的战友走，我会觉得孤独。

许戈辉：您是否记得与他们离别时候的情景？

梁晓声：事实上，我们那个连队走的很少很少，六年里能走的连1%也不到。只有几个途径，参军、升学、父母官复原职、才艺青年直接调到沈阳军区文工团去，甚至可以直接调回北京。但是这样的人相对很少，为什么1979年叫大返城呢，就是说之前大多数人都没走成。

中国缺少“好人文化”

许戈辉：后来您通过升学回到城市，是否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而回想起那六年的经历，有深刻的苦难或伤害的烙印吗？

梁晓声：对别人来说我上大学这件事是个谜，他们觉得好奇怪，我家里没背景，又不是女知青，怎么就上了大学啊？其实是因为有太多帮助我的好人。我不愿意听知青动辄说我们的苦难怎样怎样，因为除了已经死去的、伤残的同代人，他们有资格说，其他的人为什么要那样说？他们经历过的我同样经历了，老战士也是那样劳动过来的，第一批到北大荒的人比我们更苦啊。过分夸大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

对我来说，那个年代最不能容忍的在于，它使我们变傻，或者至少是想要使我们变傻，而且几乎也确实把我们变傻了。我们在那插队、劳动，不知道中国的命运在不断变化着，城市里发生那么多的事，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在受着伤害。北京变得那么远，中国发生什么事没人说，报上也不报，报上报的都是革命形势大好，因此我们有时会忘记这个国家，就只是干活、吃饭、领工资邮钱回家、睡觉。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的同代人，相当一部分丧失掉思想的能力，这是让我最痛心的，而不仅仅是我们挨过饿，干过累的活。

许戈辉：如果说曾经有一代人为那段岁月付出过青春和生命的代价，那它留下的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就是对未来的警示吧！您认为我们回望的时候应该得到怎样的启迪和反思？

梁晓声：那个时候，就像剧中的赵曙光说的一样，他眼中有形形色色的中国病人，他们都是不同程度的文革病人，不根据事实，只要有一个人喊，谁谁是反革命，那跟着别人去打倒他就是了，互相伤害，冷酷无情。而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也会发现，当下的中国人也患着另一种中国病。

许戈辉：现在的“中国病”，病症是什么，病根在哪里？

梁晓声：那个年代完全限制了人的物质欲望，因为全部分配嘛，整个社会不能发展，人非常奇怪地成了似乎是精神的动物。但是今天，第一是泛物质化，第二是泛达尔文主义，就是把丛林法则拿到社会现实中来，强者通吃，适者生存，弱者忐忑，我们的公平出了问题。但更可怕的是目前人们的心态严重失衡，像有些人的网络语言暴力，几乎是不可理喻的，无论对任何现象、任何事，都要骂，先不管骂谁，或者因为什么事情骂，总之先骂了再说，这是比较严重的中国当代病人。

许戈辉：那段岁月是在思想的高度统一之下的集体暴力；今天是思想越来越自由，但同时也衍生出以自由的名义侵碍他人自由的伤害。

梁晓声：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老子终于也有话筒了，谁不服骂谁。这样一种状态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缺少好人文化。我很多次问过大家，遇到过小人坏人吗？大多数人都举手，二十多岁的学子也纷纷举手。然后问，遇到过好人吗？这时举起的手会少。你对谁一直有气吗？举起的手很多。你想宽恕谁吗？举起的手很少。你有过被感动的时候吗？我在大学里听到的最让我诧异的一句话就是，我刚刚活了二十几岁，你就认为我会被感动吗？这话其实对我来说，是接近恐怖的一句话，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二十几年，居然没被感动过吗？怎么可能呢？

   人性没那么好，但人性也没那么坏。如果我们仔细回忆，确实有应该感动的、应该感恩的、应该牢记不忘的那些使我们心灵温暖的事情，而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忘记的。我只不过是希望人们，能记住这一部分，记住这一部分有多好，不但自己记住，还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文化的影响不只在精神方面，它可以变成我们基因的一部分，带着这种向善的因素，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