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百岁感言》

【陶立璠】风俗志、风俗史与中国特色民俗学的建构 ——《中国风俗发展简史》前言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8-10-15 11:17:14 / 个人分类:闲客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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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风俗志、风俗史与中国特色民俗建构

——《中国风俗发展简史》

陶立璠

《中国风俗发展简史》的写作终于落笔,此时的心情难以言表。没想到这部书稿的写作会经历如此漫长的时日。从上世纪90年代算起,也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我的教学和学术生涯中,一本书的写作间隔、相续这样长的时间是少有的。其中的原,说来话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民俗学的恢复和重建时期学科的恢复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在文科高等院校开设该门课程开始,逐步展开当时作为高校教学第一线的民俗学同仁,深感责任的重大。老一辈民俗学家筚路蓝缕,在前摇旗呐喊,我辈岂可怠慢。于是大家从不同的岗位归顺在民间文学、民俗学大纛之下,为学科的恢复、重建尽其所能,奋斗不息。一时间,原本溃不成军的队伍,终于有了励志的机会,大家愿为民俗学学科的恢复发展,尽绵薄之力。但在当时的语境下,重整队伍谈何容易。学术荒芜得从头学起,经费匮乏更是举步维艰。每当聚首,大家用“惨淡经营”形容当时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的状况。不过从动荡逆境(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走出来的学者,有坚定的学术志向和“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精神。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黄金时期,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这种承上启下学术格局,奠定并夯实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发展的基础。

如今的情景大不相同,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特别是经历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已今非昔比。民俗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遍布全国,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梯队已经形成。涉及民俗学学科的许多领域,研究在步步深入。目前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已站在一个新的学术高地。尽管学科地位不算高,但也挤社会学和文学学科二级学科位置。对我参与了这一学科恢复和重建成员来说,不能不感到莫大的欣慰

二十世纪80和90年代,不仅是中国民俗学学科恢复和重建时期,也是学科建设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在钟敬文等老一辈民俗学家理论场域的培育下,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学科理论逐渐成熟,理论框架已经确立。这一理论框架的基石是民俗学基础理论(概念、对象、范围、功能、特征、分类、方法论等);在中国社会转型之际,应用民俗学诸如语言民俗学、宗教民俗学、文艺民俗学、法律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等专题应用研究不断深入,扩展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领域;与此同时,中国民俗史、中国民俗学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包括民俗资料收集、整理、保存在内的民俗志书写得到重视等。这些成绩的获得,不能不归功于稳定的时代环境和思想解放态势。试想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民俗学被作为资产阶级学问遭遇批判时,民俗学能取得学科生存的权利吗?会有如上的成绩吗?是稳定开放的环境,提供了学科发展的用武平台。机遇光顾了为此奋斗不懈的民俗学人,使他们在平和的环境中,为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发挥各自的智慧和才能,展现民俗学的光辉前景。

民俗史研究和民俗志书写是民俗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史的梳理和志的书写,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民俗学的基础。在众多的社会学科分支中,民俗学是独立的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应建立在中国民俗发展史和民俗志基础之上。就是在强调民俗学“现在性”时,恐怕也不能脱离这一基础,因为“现在性”和传统是不能脱节的。

中国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民俗文化伴随中国历史的发展,延续到今天。要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史的借鉴和志的利用是不可或缺的。回想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民俗学迎来了学术的春天。全国许多文科高等院校的中文系,纷纷开设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课程。1984年前后,我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现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开设《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和《民俗学概论》课程。1985年和1987年拙著《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和《民俗学概论》先后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1987年又为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开设《中国风俗发展史》课程。我始终认为风俗发展史和民俗志是民俗学学科研究必备的基础知识。民俗学研究如果离开这两个领域的知识,是很难取得学术成就的。

正值此时,也就在9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一批年轻学者发起编纂多卷本的《中华文明史》。在史学著作中,将“民俗文化史”列入该书的20个分支学科之一,这还是第一次。编委会聘请钟敬文先生担任“中国民俗文化史”主编,由我担任副主编。这大概是因为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开设《民俗学》和《风俗发展史》课程的缘故吧。其时,我的教学任务很重,除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民俗学、风俗发展史课程外,还为研究生开设“民间文学专题研究”课程。加之当时社会活动又多,本想在讲授《中国风俗发展史》的同时,承担“民俗文化史”的写作,但实在力不从心。正在此时,我的前妻宋薇笳副教授表示愿意承担此任。她当时是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的教师,讲授“古代汉语”,同时为我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民俗历史文献检索”课程。考虑到“民俗文化史”写作必然涉及到中国古代文献,她又有讲授民俗文献检索课程的背景,就将“民俗文化史”的写作任务交给了她。她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熟知古代文献,便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从史前风俗写到魏晋南北朝风俗。许多章节在被收入《中华文明史》发表。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她便由于冠心病发作,转至多家医院住院治疗。1996夏我应日本名古屋大学邀请,在大学院国际开发研究科,任客座教授一年。这次带妻子一同前往日本。回国后,她想继续完成写作任务,但不久又因乳腺癌住院,手术、化疗、放疗,整整三年的时间,我放弃了一切工作,同她一起在医院度过。2000年10月,宋薇笳副教授终因癌症治疗无效不幸去世。“民俗文化史”的写作不得不止笔。

时光到了1999年3月,我的生活进入退休后的岁月。本想从此可以悠闲地度过晚年时光。实际上却是退而不休,仍在为我所钟爱的民俗学事业奔走。先是参与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硕士授予点与博士授予点的申报,经国务院学位办审核批准,2000年中央民族大学获得民俗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时隔三年后,2003年获得民俗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之后有八年的时间,在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原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领导的恳求下,在该专业名下招生并为研究生继续讲授《中国风俗发展史》课程。不过此时我的身份是一名学术志愿者。其间,另一项未完成的《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中国民俗大系》的编纂任务等我去完成。这是我一手策划的一部分省立卷(31卷)的大型民俗志图书。虽是国家重点图书,但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作为主编,在十年多的时间里,我在为此竭尽努力。从拟定框架,制定编辑体例,邀聘撰稿人、组稿、改稿到最后定稿,耗费不少精力。值得庆幸的是在全国各省民俗学友人的协力下,终于在2004年31卷本的《中国民俗大系》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时,人大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出席,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和全国许多民俗学同仁发来贺信。这是我为中国民俗志建设所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也算尽了绵薄之力。2008年辞去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研究生招生义务之后,我又全身心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被聘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足迹遍布全国,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察、认定;保护工作的巡视、督查。岁月如歌,生命就这样在忙碌中度过。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中国风俗发展史》的写作,没有忘记前妻宋薇笳副教授的临终嘱托,不完成这部著作,总觉得是一种亏欠。于是忙碌之余,翻阅前妻遗留下的手稿,眼前不断闪现她那羸弱的身体和在病中书写的情景。我想应该完成她的遗愿,同时也为我多年来风俗发展史的教学作一总结。这样在其原稿基础上,重新拟定框架,对原始社会、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风俗史,作了补充完善并续写隋唐、宋、元、明、清各章。这便是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中国风俗发展简史》。

一、风俗史与风俗志在民俗学研究中的地位。

风俗史研究,历来为历史学和民俗学所重视。历史学将民俗作为生活史的一部分进行叙述,而民俗学将风俗作为文化史来叙述,这是二者的不同。风俗史的研究又常常和民俗志的书写相结合。体现史与志的结合,构成中国民俗学的特色。检索中国风俗史著作,当推1911年初版的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这是中国风俗史的第一部专著,以文献引述见长,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被各家出版社多次印刷出版另一部著作是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这是中国第一部文献民俗志著作。尚秉和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述及《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编纂时说:“思中国历史,皆详于朝代兴亡、政治得失、文物制度之记载,至于社会风俗之演变、事物风尚之异同、饮食起居之状况,自三代以迄唐宋,实相不明一读古书,每多隔阂。然一物有一物之历史,一事有一事之历史,而多为人所忽略。因此先生征引典籍三百余种,纂成《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为后世风俗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参考两部著作从史与志的角度,展现了中国风俗产生发展的脉络和文献路由。二十世纪上半叶,众多民俗专门史著作的出现,除“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之外,似乎也与学者对历代风俗专门史的关注有关。如史学类的《中国婚姻史》(陈顾远)《汉代丧葬礼俗考》(杨树达)《中国妇女生活史》(陈东原)《汉代风俗制度史》(瞿兑之)等。民俗志类如《北平风俗类征》(李家瑞)《苏州风俗》(周振鹤)《新年风俗志》(娄子匡)以及《中华全国风俗志》(胡朴安)等。这些著作相辅相成,说明史与志的密切关系。同时启示我们,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要想深入,要想使其具有中国特色,离不开史与志的支撑。文献民俗学如此,现代民俗学的研究也如此。

二、风俗史与民俗史辨析

长期以来在民俗学研究中,涉及风俗史与民俗史,其概念往往是模糊的。学者们大都认为民俗史既是风俗史。其实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学科史的角度讲,民俗的概念争论了很久,至今也没有得出权威性的结论。关键是学者们对“民”的解释莫衷一是。“民”变成捉摸不定的客体。民俗学中的“民”,究竟是指哪一类人呢,可以用许多同义词来表述。平民、黎民、庶民、民众、百姓、常民、土著,还有人民、公民等。“民”被许多形容词定义着,很难抉择。中国最早关于“民”的记载,出于《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东晋范宁《注》此:德能居位曰士;辟土植谷曰农;巧心劳手成器物曰工;通财货曰商。”后世关于“民”的概念大概出于此,即指士、农、工、商阶层,只是次序排列不同而已,商民被排在最后。可见“民”具有本土概念。按字义解,“土著”也,即本地常住的居民。实际上“民”是指特定的人群或某一阶层的人。可见中国古人在造字时,“民”的概念、范围是十分清楚的。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即是“士、农、工、商”阶层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也就是民俗学家钟敬文一再强调的,社会中的中下层阶级或阶层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只是其中的“士民”在钟敬文笔下转换成市民阶层。“民”的概念被复杂化,还因为现代民俗学研究,引进了英文的“folklore(意为民俗或民俗学及民众的知识)这一学术概念,弄得大家反而不明白民俗的“民”指的是什么,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中国古代文献中,还常常出现另一个词叫“风俗”。和“风俗”相伴的有“习俗”“习惯”等词。古代文献中常常用“风俗”一词描述社会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文化,即所谓的民俗文化。查历代编修的地方志,大都设立“风俗”一节,记述地方生活文化。可见地方志学者和历史学者用“风俗”一词描述地方生活文化,是一种共识。

“风俗”一词出现很早,其文化内涵要比“民俗”“习俗”广泛得多,是文化大传统。“民俗”或者“习俗”是文化小传统。《说文》:“习,数飞也。”是说学习一样东西,就像小鸟学习飞翔一样,反复练习才能成功。《说文》:“俗,习也。”这是用转注互训的方法来解释俗字的含义,表示俗与习在意义上具有同一性。由此可见,“风俗”是普遍的、长期流传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文化,是一种大文化,而“习俗”尽管与“风俗”有同一性的一面,但在文化内涵上往往带有某种局限性。总之,凡是流行区域广,沿革既久,代代相传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文化,无论是官方的、民间的,均可称为风俗。风俗也可以理解为一定的社会文化区域内,人们共同遵守的思想规范和行为模式。这里的风俗显然包括了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官方的制度我们姑且称之为仪礼,它和民间的观念、行为方式构成风俗的整体。我曾在拙著《民俗学概论》中论述过官方仪礼与民间风俗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对于风俗中“风”的解释和功用,《毛诗序》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这是《毛诗序》作者对风俗定义和风俗功能的最权威的解释,也是古人风俗论的基础。此外如《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这是从国家制度上确定风俗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由此可知,一个时代的风俗得以形成,民间的约定成俗是主要方面,但必须经过官方的认可、提倡,甚至通过官方制定为仪礼,才能在全社会推行,形成一个时代的风俗。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节日文化。节日文化萌芽于民间,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官方和民间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完善,最后定型。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节日的形成莫不如此。所为“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都说明风俗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合力形成的文化现象。“风俗”一词是中国独创的,《毛诗序》的风俗论被历代文献所继承,认知这一理论,书写中国风俗史便有了所需的依据。

鉴于如上的理由,在确定本书的书写体例和内容表述时,采用了传统的“风俗”理念,取书名为《中国风俗发展简史》。

三、关于书写体例的几个问题

《中国风俗发展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多年来教学实践的总结。风俗史和民族志(包括田野作业训练)应该是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必修课之一。1987年当我为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开设这门课程时,因受教学目的、内容体例和课时限制,只能做提纲式的讲授。在课堂教学中,通过某一时代风俗史的梳理,使学生了解风俗产生的时代人文特色和风俗文化形成、发展的背景。同时启发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民俗事象,查阅文献,用读书报告,课堂讨论的形式,对所选民俗事象作史的探索。实践证明这种授课方式,即梳理了历代风俗发展史,又锻炼了学生选题、收集资料,研究和撰写论文的能力,很受学生的欢迎。遗憾的是由于课时的限制,不可能对中国风俗史作通史讲授,现在的书稿,是在授课之余完成的,是讲课实践的延伸而已。

《简史》顾名思义是中国风俗史的简要书写。撰写过程中,对书写体例做过许多考虑。首先遇到的是风俗史内涵问题。一个时代风俗文化的形成,总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不可分离。以往的人类学、民俗学研究,将社会人群划分为上位阶层(精英阶层)与下位阶层(普通民众)。这两个阶层的人创造的文化被称为上位文化和下位文化,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精英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民俗文化”。且认为民俗学专门研究下位阶层创造的文化。实际上一个社会文化除精英文化之外,所谓的风俗文化既包含了上位阶层的生活文化,也包括了下位阶层的生活文化,从而构成完整的风俗文化体系。风俗文化中的上位文化和下位文化是互相依存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上位文化的规范和影响,下位文化便不能成为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因此在叙述各个时代的风俗文化发展史时,在各个章节,专门设置一章“XX时代风俗文化概述”,作时代背景的介绍,并加入典章制度,政策法令等内容,使中国风俗文化发展史形成一个整体。而在具体的民俗事象叙述中,同样和上位文化中的典章制度、政策法令相联系。如物质风俗中的生产风俗,就和历代的田亩制度、水利设施兴建、农业技术的改进不无关系;在居住、服饰风俗的叙述中,离不开历代的居住制度和服饰制度的影响。上行下效,形成社会规范的居住和服饰风俗。其他如节日风俗,婚姻、丧葬风俗等莫不如此。中国风俗文化相沿几千年,血脉不断,正是因为它的创造和传承群体是民族共同体,这也是风俗文化的魅力所在。

其次,中国风俗文化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国是文明古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4000多年,其风俗文化始终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延续下来,从古至今形成了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学者们聚讼纷纭。就风俗史而言,分期也不一致。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分为四编。第一编:浑朴时代(黄帝以前、黄帝至夏商、周初至周之中叶);第二编:驳杂时代(春秋战国、两汉);第三编:浮靡时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第四编:由浮靡而趋敦扑时代(宋、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0卷本《中国风俗通史》分期为:原始社会、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明、清、民国。钟敬文主编的《中国民俗史》分期:先秦卷、汉魏卷、隋唐卷、宋辽金元卷、明清卷、民国卷。如上分期体现了作者的历史观,但在具体处理上均采取了分期模糊手法,不说明如此分期的理由。中国风俗发展史源远流长,为了突出风俗文化主体和传承的延续,淡化分期是必要的。在不违背历史发展顺序的前提下,即保持历史发展的大致轮廓,又体现风俗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因此《简史》将风俗发展史分为史前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辽金西夏时期、元朝时期、明朝时期、清朝时期,和传统的历史分期保持一致。但具体到每个时期的风俗文化史,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如秦汉时期,重点在汉代;隋唐五代时期,重点在唐代;宋辽金西夏时期,重点在宋等。本来想专辟一章写少数民族风俗史,考虑到在许多章节均涉及到民族风俗,特别是辽、西夏、金、元、清各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这些章节叙述的蒙古族满族风俗已经具有代表性和中国风俗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因此打消了写少数民族风俗史的意图。

其三,文献资料的检索使用。《简史》写作无疑是建立在古代文献资料基础之上,文献民俗志的利用,对风俗发展史的建设至关重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曾鼓吹过民俗学的应用研究,建议在民俗学专业开设《文献民俗学》课程,建设中国民俗学的文献理论框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如愿。只是在几届研究生中开设了《中国古代民俗文献检索》课程,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坚持下来。

中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随便翻阅历史文献,其中有关风俗资料的记载,包括对风俗的认识论,比比皆是。《十三经》《二十四史》、地方史志、各类野史、文人笔记中多记载古代风俗资料,只是比较零散,需要用心梳理。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有感于“历代风俗事物,真相不明”;有感于“历代风俗之演变,事物之改革,从古学者,以其微细,忽焉不察,无一书可为资借”,从而征引典籍作事物考叙。中国历史自宋代以后,风俗的记录除散见于各种文集、杂记之外,地方志对风俗的记载最为详尽,还出现了许多专门记述民俗事象的专著。如:《东京梦华录》《梦梁录》《岁时广记》《古今风谣》《四礼翼》《西石城风俗志》、《清嘉录》《满洲四礼集》《婚礼通考》等。其中不少著作官方与民间风俗杂陈,对研究民俗源流及其流变很有参考价值。

中国浩瀚的古籍中保存下来的风俗资料,叹为观止。这些风俗资料大都出现在如下文献古籍中,其中有历史书(如《二十四史》中的《礼书》《封禅书》《礼乐志》《祭祀志》《舆服志》《食货志》《本纪》《列传》等);政治书(如一些朝代的《十通》《会要》《会典》等);地理书(如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清代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清史方舆纪要》,各类地方史志、野史笔记等);类书(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语言学著作(如《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等)以及先秦诸子著作、历代小说、话本、传奇著作等。《简史》在写作过程中,对古代文献的征引费力不少,但仍感到浅尝辄止,力不从心。近些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曾主持过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发现年轻学者关注文献民俗学、风俗文化史的越来越多。《史记》民俗研究、《汉书》民俗研究等进入民俗研究的视野。其实无论历史书、政治书、地理书、语言学著作、甚至小说、话本、传奇等著作中都记载了大量的古代风俗。这些古代风俗资料,正是构成风俗发展史的重要元素,值得认真梳理和研究。何况古代风俗都是和一个时代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应劭《风俗通义》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道出了风俗形成的由来。此处需要说明的是,《简史》由于书写体例的关系,凡引用的古籍,只在正文中标明出处,不做详细的版本注释,在正文之后列出主要的参考书目。这是要请读者谅解的。

我的退休生活已过去了整整20个春秋,其间念念不忘《简史》的写作,不单纯是为了了却一种心愿,而是表明我对民俗研究的执着,希望在教学与研究生涯中留下一点足迹,标志我走过的学术之路。

 

2018(戊戌)年孟春于五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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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堂 宁锐 发布于2018-10-15 17:45:58
读《中国风俗发展简史》前言
祝贺祝贺再祝贺!五柳居里出新作!
张润平 张润平 发布于2018-10-15 22:41:58
向陶先生致敬!祝贺陶先生!
耕田书童 耕田书童 发布于2018-10-28 22:16:36
致敬
公众号“华学论坛”,全文转载,谨致谢意!
耕田书童 耕田书童 发布于2018-10-28 23: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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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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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陶立璠 发布于2018-10-29 20:54:24
谢谢书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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