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百岁感言》

【陶立璠】概说隋唐五代时期风俗文化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7-09-15 23:09:47 / 个人分类:闲客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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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概说隋唐五代时期风俗文化

一、隋唐时期的科举、行卷之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引起社会风俗不断变易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是国家长期处于分裂,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加上政治权力的反复更递,造成从上层士族到一般文人心理上的极不平衡,于是浮靡、玄谈之风盛行。行为的狂放不羁,居丧无礼成为一种时尚;二是从魏代开始,官吏的选拔使用,实行“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这种用人制度极大的助长了门阀豪族势力,使政府机构的官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邪党得肆,枉滥纵横,社会风气日益败坏。迨至隋唐,国家复归统一。特别是唐代开国以后,逐步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改为科举取士。科举制度的实行,同“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一样,同样带来了社会风气的重大变化。“科举”及其相伴而生的社会风俗,是隋唐时期风俗文化的特点之一。

唐代开国以后,继承和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这为社会广大的庶族、文人打开进取功名之门,必然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而科举应试又好尚文词,崇尚进士,于是世人趋之若鹜。《隋书·通典·选举五》“杂议论”载,唐高宗上元元年刘嶢上疏曰:国家以礼部为考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干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于卉木之闲,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这是指由科举带来的文苑不良风气。

唐代科举初设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人们推重。当时贡举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出身,终为不美。刘餗《隋唐嘉话》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是说薛元超虽身为中书,尚以不由进士及第为恨。唐代特别是武则天当政时代,极重进士及第。谁考中了近士,便可平步青云,光耀门庭。特别是在长安大慈恩寺塔(大雁塔)进士榜上留名,那可真是孟郊在《登科后》诗中表达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了。士子们无不把考中进士,雁塔题名视为荣耀。欣喜若狂,自不待说。雁塔题名之后,举行“曲江会”。《唐摭言》载:“曲江会,先牒教坊请奏,曰上御紫云楼垂帘观,时或作乐,则为之移日。……旨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围幛、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间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缺一则罚令。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住室半空,公卿率以其时选东床,车马驂阗,莫可殚述。”曲江大会之时,要事先通知教坊司,明白告知皇帝也会亲临紫云楼观看。由此可知进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为了追求进士及第,在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的支配下,应试的举子中遂兴起一种“行卷”之风。

所谓“行卷”,是指应试者在考试之前,将自己所写的诗文汇集成卷,亲自或托人呈送给社会上有地位,有权威的人物,请他阅后向主考官推荐,从而增加考中进士的希望。唐代许多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名人,都曾通过“行卷”方式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获得进士头衔。如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曾行卷于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范;杜牧曾行卷于太学博士吴武陵;白居易拿着自己的诗文谒见著名诗人、著作郎顾况;李贺曾以诗歌拜谒韩愈。这些诗人都曾及进士第。自己的才能是一方面,而名人的鼎力推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唐文坛霸主韩愈,也以“伯乐”自居。他的《杂说四》中即有“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句子。韩愈爱才、识才、荐才,使中唐文坛极称盛世。也有投献不遇而终身落弟的。如杜甫这位诗圣,也曾为“行卷”而焦虑,先后投献自己的诗给汝阳王李璡、尚书左丞韦济、输林学士张垍、京兆尹鲜于仲通、开府仪同三司哥舒输等,但都是泥牛入海,不得举荐。可见文章再好,没有权势人物和名人推荐,照样不能中举。正如白居易在《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中描写的“袖里新诗十余首,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完全是经验之谈。干谒既是拜访之意。

唐代以科举取士,尤重进士科。進士,不仅皇帝器重,文人羡慕,而且风气所染,连一般的庶民百姓也孜孜以求。《唐诗记事》卷35载,宜春人彭伉進士及第,亲戚朋友均赶来祝贺。他的连襟湛贲因身为郡吏,独自饭于后阁。其妻责备他说:“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顔?”后湛贲发愤读书,中进士第。正在郊游的彭伉听到消息后,失声坠驴。袁州人开玩笑说:“湛郎及第,彭伉落驴。”从这段佳话中可知科举对民风的深刻影响。

科举成风,必然利弊相间。一方面科举之用在于抑贵游,登寒畯,大批人才被选拔上来。另一方面,每年贡举,被录为进士的名额必竟有限,没齿而不能登科者甚众。于是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的现象随处皆是。更有甚者为中举而不惜交通权贵,勾结宦官。中唐以后,举子们“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旧唐书·高郢传》)。到了晚唐,举子中的朋党几乎成为行帮组织,有些参加到朋党之争的行列之中,社会风俗随之败坏。

二、隋唐门阀与侈靡之风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门阀士风最盛时期。到了隋唐,虽有所抑制,但其根未绝。《旧唐书·高士廉传》云:“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持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眨黜,撰为《氏族志》。士廉乃类其等第以进。”及成书,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藏为永式。此举开唐代官修谱系之先。之后李义府,柳冲等人均上疏奏改《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或《姓录》,但其体例、实质并未改变,只不过易民间之所重为当朝之所贵而已。唐代钦定《氏族志》的目的是为了重新确定新的门阀望族,以便和旧的门阀势力相抗衡。表现在婚姻上,王妃主婿必须是当世勲贵名臣之家,不必崇尚山东旧族。但习惯势力,土族以婚姻自高的情形并未改变,甚至连皇帝在土族之家为公主选婿也遇到困难。《新唐书·杜佑传》云:“歧阳公主,帝爱女。旧制选多戚里将家,帝始诏宰相李吉甫,择大臣子,皆称疾。”《资治通鉴》载:“大中三年十二月,郑颢弟凯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戏场’。上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这段趣事说明,万寿公主虽为宣宗爱女,下嫁进士郑颢,而玄宗还是十分注重家庭礼仪的。李唐家族出自陇西,旧的门阀势力又在山东,唐太宗贵为皇帝不以山东土族为然,是情理中的事。后因房玄龄、魏征、李绩等与山东旧族通婚,界限乃被打破。加之后来衰宗落谱,男女潜相聘娶,太宗颁布的《氏族志》实已不能实行。唐中叶以后,风教浸薄,谱录之风随之而消。

隋唐五代也是社会风俗侈靡之世,而且社会的侈靡之风大都来自上层统治阶级。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统一中国至仁寿年间,令行禁止,极为恭俭。但隋炀帝时则荒滛无度,导致隋代享国不久,既趋灭亡。唐兴,叶气嘉生,薰为太平。《旧唐书·良吏传》序曰:“太宗皇帝削平乱迹,湔洗污风,唯思稼穑之艰,不以珠玑为宝,以是人知耻格,俗尚贞修,太平之基,率由兹道。”唐代历时近三百年,国家疆域极广,人口众多。然而承平既久,作为统治者的一方则获利越半,加之唐代制度多不健全,贪黩货贿、浮沈取容,奢侈纵恣之风在所难免。特别是唐高宗之后,侈靡之风尤甚。《旧唐书·五行志》载: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洛水涨,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诏九品已上直言极谏,卫骑曹宋务光上疏曰:“……自数年以来,公私俱竭,户口诚耗。家无接新之储,国无候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观朝市,则以为率土之人,既康且富。乃至践闾陌,视乡亭,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壮尽于边塞,孤孀转族沟壑,猛吏滛威奋其毒,暴征急政破其资。马困斯跌,人穷乃诈,或起为奸盗,或竞为流亡,从而刑之,良可悲也!臣观今之甿俗,率多轻佻,人贫而奢不息,法设而伪不止。长吏贪冒,选举私谒。乐多繁淫,器尚浮巧。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多。诚愿坦然更化,以身先之。端木澄源,涤瑕荡秽。接凋残之后,宜缓其力役;当久弊之极,宜法训敦庞。良牧树风,贤宰重化,十年之外,生聚方足,三代之美,庶几可及。”唐自开国至神龙年间,不过五六十年,天灾加上统治者的盘剥,已是民不聊生。但如史书所记之侈靡之风却丝毫不改。唐代开元、天宝虽为盛衰治乱之世,但玄宗也放纵淫乱之习。高宗以来的流荡忘返,武后以来大纵声色,积习既深,终难自拔。玄宗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太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朱紫衣者千余人。至于爱妃杨贵妃更是纵侈十倍。《旧唐书·穆宗纪》载:“长庆元年十月丙子,上观杂伎乐于麟德殿,欢甚。顾谓给事中丁公著曰:‘比闻外间公卿士庶,时为欢宴,盖时和民安,甚慰予心。’对曰:‘诚有此事。然臣之愚见,风俗如此,亦不足嘉。百司庶务,渐恐劳烦圣虑。’上曰:‘何至于是?’对曰:‘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侈靡,宴席以渲譁沈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独圣心求理,安得不劳宸虑乎?’”丁公著与穆宗的这段对话,只不过是一种规谏,但也揭露了唐代自天宝以后的奢侈之风。史载穆宗好击鞠,狎俳优,喜观角觝杂戏。他还喜欢游猎,曾发神策兵浚鱼藻地,观龙舟竞渡,奉郭太后游华清宫,幸安国寺观盂兰盆会,修宫殿,饰佛寺,侈靡无度。唐敬宗也好击毬,观角觝、百戏、竞渡,甚至好深夜自捕狐狸,谓之“打夜狐”。他还信方术、佛老,派遣使者往各地采药,求访异人,以至朝政不理,最后为宦官刘光明等所杀。皇帝如此,手下大臣自然仿效。如玄宗时的户部尚书王琚,深得玄宗厚爱,时号内宰相,性豪侈,不遵法度。他曾典十五州,每移一州,车舆填路,数里不绝,携妓纵禽,恣为观赏,玄宗亦常优容他。天宝丧乱之后,王琚兼掌兵权留守之任,俸钱每月二千余贯,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昧于名者。《旧唐书·郭子仪传》载,郭子仪“岁入官俸二十万贯,私利不在焉。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至于游观宴乐,斗鸡走马,更是屡见不鲜。

唐代进士及第后,必大行宴乐之礼。即除拜谢恩主(知举者),参谒宰相外,还要举行多次宴集。其中规模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是曲江宴和慈恩寺题名。曲江宴兴起于唐中宗神龙年间,兴盛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每年三月金榜题名的新进士在曲江设宴,四洋之内,水陆之珍,靡不必备。长安城中的大小商贩、酒家歌楼,也都齐集于曲江之畔,观者云集,长安几于半空,连皇帝也要亲幸紫云楼垂帘观看,真是热闹非常。在唐代,新中进士眼中的曲江之宴如同仙境,也是宣示荣耀的极好机会。因此,无论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也不会缺席。《唐摭言》卷三载,新科进士郑光业正参加宴会,忽报家中有人病亡,而他却从容不迫,和大家尽欢而散。更有甚者,曲江宴罢,进士们便到妓院携妓赋诗,寻欢作乐。唐僖宗时的长安名妓郑举举,就常和进士、名人一起宴饮。

此外,民间还广泛流行赌博、斗鸡、走马、养鹰之俗。唐代赌博,上自天子、下及庶民,不以为讳。武则天自置九胜博局,命文武官员,分朋为此戏。唐代博戏,长行最盛。长行,是一种类似棋类的赌具,有局有子,子分黄黑,各十五枚,掷彩的骰子有二枚。当时王公大人,莫不耽玩,以致废庆吊、忘寝食。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斗鸡之俗,兴于春秋,战国时以齐俗最盛。唐代斗鸡皇帝也很喜爱。唐元宗(玄宗)乐于此戏,曾置鸡坊于两宫之间,索长安雄鸡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其驯养。诸王世家也不甘落后,往往穷家荡产,也要买鸡训养。于是长安城中男男女女都以弄鸡为事。有贾昌者善弄鸡,成为五百小儿长,号为“神鸡童”。一时民间流行着“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由此也可见唐代风俗之一般。

三、隋唐时各地风俗

斗转星移,俗随时变。隋唐风俗,承南北朝风俗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上层统治阶级而言,崇尚门弟,尊严家讳,区别流品,慎重婚姻,主持清议是其特点。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隋唐。不过也有了很大改变,如以科举拟门阀,清议变为谋倾他人,借以进取的工具等等。可见风俗的变易,与政治变化,统治阶级的提倡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作为民间习俗,又有它稳定,保守的特征。“从来论风俗者,皆狃于旧说,以为上好礼则举国从风。”实际上“上奢纵,下未必能效之;上节俭,化亦不及于下,风行草偃,徒虚言耳。……以风俗之侈靡,旧咎于举国之人,一若其无不违礼者,缪矣。”(吴思勉《隋唐五代史》)这说明同是风俗,官风与民风大为不同。

隋代的地方同俗,《隋书·地理志》有详细记载。唐代地方风俗,杜祐《通典》作了记载。《通典》记各地风俗本《禹贡》九州之说,又增加古南越。现简略介绍如下:

1、古雍州,置郡府四十二。古雍州包括今陕西甘肃青海一带,唐代都城在长安,所以《通典》说:“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被山带河。秦氏资之,道平海内。汉初,高帝纳娄敬说而都焉。又徒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之后及家族名家于关中,强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诸帝山陵,则迁户立县,率以为常。故五方杂错,风俗不一。”“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节。”

2、古梁州,置郡府六十三。即今巴蜀地区。《通典》说,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周初,从武王胜殷,庸、蜀、羌、髳、卢、彭、濮人是也。汉景帝时,文翁为蜀郡守,建立学校。自是蜀士学者,比齐鲁焉。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故一方之寄,非亲贤勿居。

3、古荆、河、豫州,置郡府十八。主要是河南地区。《通典》说,荆、河之间,四方辐辏,故周人善贾,趋利而织啬。东汉、魏、晋,建都洛阳。夫土中风雨所交,宜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输,便万国之亨献。

4、古冀州,置郡府四十一。即今河北、山西一带。《通典》说,冀州尧都所在,疆域尤广。山东(太行、恒山之东)之人,性缓尚儒,仗气任侠;而鄴郡为商齐国都,浮巧成俗。自北齐之灭衣冠,士人多迁关内,惟伎巧、商贩及乐户移实郡郭,由是人情险波,至今好诉讼。山西土脊,其人勤俭;而河东魏、晋以降,文学盛兴,特多儒者。闾井之间,习于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资焉。

5、古兖州,置郡府十。即今山东一带。《通典》说,兖州旧疆,界于河、济。地非险固,风杂数国,卫、魏、宋、齐、赵五国之地。秦汉以降,政理混同。人情朴厚,俗有儒学。及西晋之末,为战争之地。三百年间,伤夷径甚。自宇内平一,又如近古之风焉。

6、青州,置郡府七。即今山东一带。《通典》说,青州古齐,号称强国。凭负山海,擅利盐铁。太公用之而畜人,管仲资之而兴霸。人情变诈,好行机术。

7、古徐州,置郡府五。《通典》说,徐方邹、鲁旧国,汉兴犹有儒风。自五胡乱华,天下分裂,分居二境,尤被伤残。彭城要害,藩捍南国必争之地,常置重兵。数百年中,无复讲诵。况今去圣久远,人情迁荡,大抵徐、兖,其俗略同。

8、古扬州,置郡府三十九。即今江、浙一带。《通典》说,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禩。每五纲解纽,宇内分裂,江淮滨海,地非形胜,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阖贱品,处力役之际,吟詠不辍。盖因颜、谢、徐、庚之风存焉。

9、古荆州,置郡府三十三。即今荆、楚一带。《通典》说,荆楚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僚,率多劲悍。

10、古南越。置郡府七十一,即今岭南一带。《通典》说,五岭之南,人杂夷僚。不知教义,以富为雄。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者。其富豪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又多构仇怨,欲相攻伐,则鸣此鼓,至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珠崖环海,尤难宾服,是以汉室尝罢弃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弱。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轻悍,事兴迷节。爰自前代,及于国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也。

从以上各地风俗可知中原及其附近地区,交通发达,政治影响力较大,风俗的变易也较迅速,而边陲民族地区,交通不便,开化较迟缓,风俗变异相对缓慢。这种情况,南北又有所不同。北方民族游牧为生,以马为交通利器,崇力尚武,经常成为唐室边患。杜牧《范阳卢秀才墓志》云:“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韩愈《送董邵南序》云:“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常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从杜、韩之文可知当时北方少数民族风俗,对燕、赵地区的影响是很深的。实际上唐代用人,以才举荐,将领中有不少名人为少数民族出身。《新唐书·诸夷蕃将传》就收有高丽、突厥、百济、靺鞨、吐蕃、安息、回纥、铁勒、奚、契丹等族的将领。如哥舒翰、安禄山、史思明、李光弼等。这当然是唐代国威远播的结果,但也为各民族文化、风俗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四、五代风俗

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八姓十三君,交替遇诈,不过五十三年而亡,其地域不过中原数州而已。这完全是唐末方镇擅兵,封殖自固造成的。五代为君者,如朱温(后梁太祖)之徒党多起于盗贼无赖;后唐李克用之徒党则沙陀之夷狄,其子存勛为庄宗,恣肆荒淫;后晋高祖石敬瑭西夷之后;后汉高祖刘知远,沙陀部人;后周太祖郭威,少贱,黔颈为飞雀,世人目为郭雀儿。这样一些既无善教,又无善政的人,一旦驰逐得志,则其所作所为必然带来世风的败坏。

五代十国,运祚均很短,政治上的因素固然重要,但表现在伦际上的纲纪废弛,无君臣,无父子,无夫妇也是重要原因。唐自中叶以后,河朔诸镇,节度废立,大权完全落在将领手中。只要下边拥立,即可为王,朝廷只不过授以节旄而已。正如安重荣所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邪?”(《旧五代史·晋高祖本纪》)。军士轻藩镇,藩镇轻朝廷,权臣专擅刑罚,酷滥贪暗无厌,五代时十分普遍。如唐明宗时,有人向他进献白鹰,他手下的大臣安重诲推却后,报告给皇帝,说自己拒绝了。明宗私下派人又将白鹰要回来。有一天在郊外狩猎,告戒从人,“无使重诲知也。”五代之时,干戈频仍,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养其亲,礼义日以废,恩爱日以薄,以致父子之间,互相残害。《旧五代史·李谚珣传》载:“谚珣素不孝于父母,在乡饱其供馈,同列恶其鄙恶。”他甚至弯弓射杀自己的母亲。这一时期,为了立功名,位将相,取天下,一方面虐待亲生父母,另一方面却又不惜改名换姓做义子、假子,拜倒在权贵脚下。如后唐沙陀,前蜀王王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等,均有不少义子或假子。这正说明五代遭乱离,父子不得相保,以他人为父,被视为寻常之事。无夫妇,是指五代时,妇女再嫁频烦,这种风气延自唐代。唐代公主再嫁者,凡二十六人。还有三嫁的。后周太祖郭威有四位妻妾,均是娶的寡妇。翻翻《旧五代史》,此种现象屡见不鲜。

五代除伦理上的纲常败坏之外,还生出其他许多弊俗。如中国妇女的缠足之风,就始于此时。清代钱泳的《履园丛话》中说,妇女裹足之说,不载于经史,经史所载者,惟曰窈窕,曰美而艳,或言领言齿言眉目,从未有言及足者。唐人著作和文人诗文中也未言及裹足风俗。张邦基《墨庄漫录》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陶九成《辍耕录》谓扎脚五代以后方为之。这是宋、元时代的看法,因去五代未远,还是可信的。金、元时,裹足之风盛行,直至明、清,士大夫以致汉族平民妇女莫不缠足。

五、段成式与《酉阳杂俎》。

记载隋、唐、五代风俗的古籍很多,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中的纪、传、志外,唐代开始有许多文人笔记小说记载风土民情。如《大唐新语》(刘肃撰)、《朝野佥载》(张鹫撰)、《杜阳杂编》(苏鄂撰)、《岭表录异》(刘恂撰)、《宣室志》(张读撰)、《酉阳杂俎》(段成式撰)等。其中以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最具有代表性。《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成书于公元九世纪中期,它以朴实而翔实的史笔,记述了唐代统治阶级的秘闻轶事,南北朝交聘使者的应对和礼仪,民间婚丧嫁娶,风土习俗,古代神话传说故事、传奇,旁及特产交流,中西文化等。这些翔实的资料,或采自秘府珍籍,或记自耳闻目睹,“所涉既广,遂多珍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唐代风俗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段成式,字柯古,祖藉山东临淄,大约生活在唐德宗贞元和懿宗年间。七世祖段志宏从唐太宗李世民征战有功,父段文昌,曾任宰相,工诗,有文名。成式少年时代即苦学精研,尤深佛理,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出为庐陵,缙云、江州刺史,终太常太卿。他的经历使他对古代典籍和唐代风俗极为熟悉,涉笔所录,生动可信。《酉阳杂俎》记载风俗文化的文字,分散在许多篇什之中。居住、饮食、服饰、岁时节日、人生仪礼、巫术、信仰、宗教、禁忌、文娱、体育、民间口头创作等无所不包。其中《礼异》、《天咫》、《贝编》、《境异》、《怪术》、《酒食》、《黥》、《广知》、《尸穸》、《诺皋记上》,续集的《支诺皋上》、《贬误》等,于风俗记叙尤为广博。如《礼异》载:“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如,夫家领百余人或十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仗打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婚礼,其中“结青庐”,以棍棒拷打女婿的风俗至今仍在边疆民族地区流行。如甘肃的裕固族,当姑娘出嫁时,要为其准备一个小帐篷,姑娘戴上头面(新娘的标志)后,移居帐篷内,就不许再回娘家的居室,这小帐篷就是青庐习俗的传承。棒打新郎,显然是古老抢婚习俗的遗留。唐代婚礼,《礼异》篇的记载是“近代婚礼,当迎妇,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三斤以塞窗,箭三只置户上。妇上车,聓(婿)骑而环车三匝。女家之明日,其家作黍臛。女将上车,以蔽膝覆面。妇入门,舅姑以下悉从便门出,更从门入,言当躏新妇迹。又妇入门先拜猪樴及灶。娶妇,夫妇并拜或共结镜纽。又娶妇之家,弄新妇。腊月娶妇不见姑。”可见唐代婚俗比之北朝,有很大变异。又《酒食》篇,记述了唐代食品的种类及制作方法,如折粟米法,乳煮羊胯利法,赍字五色饼法,蒸饼法,鱼肉冻(+)法等不下几十种。唐代衣冠家(今之美食家)评论当时名食,名菜有肖家馄饨,漉去肥汤,可以瀹茗;庾家糉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饆饠,其色不变;将军曲良翰能为驴騣驼峰炙。总之“物无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黥》篇记述唐代各民族的纹身习俗。《尸穸》篇记丧葬习俗及其禁忌颇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酉阳杂俎》中于民间口头创作的记载。如《支诺皋上》记《旁(施去方字旁)》故事,是文献记载“两兄弟型”故事最早者。又《叶限》故事属世界播布之“灰姑娘型”故事,也是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情节和格林童话中《灰姑娘》故事大致相同。许多学者考证中国为“灰姑娘型”故事发祥地。兹录全文如下,以相对照。

《叶限》

南人相传,秦汉前有洞主吴氏,土人呼为吴洞。娶两妻,一妻卒,有女名叶限。少惠善陶金,父爱之。末岁父卒,为后母所苦,常令樵险汲深。时尝得一鳞二寸馀,赪鬐金目,遂潜养于盆水,日日长,易数器,大不能受,乃投于后池中。女所得余食,辄沉以食之。女至池,鱼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复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鱼未尝见也,因诈女曰:“尔无劳乎,吾为尔新其襦。”乃易其蔽衣。后令汲于他泉,计里数百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向池呼鱼,鱼即出首,因斫杀之。鱼已长丈余,膳其肉,味倍常鱼,藏其骨于郁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复见鱼矣,乃哭于野。忽有人被髮粗衣,自天而降,慰女曰:“尔无哭,尔母杀尔鱼矣!骨在粪下。尔旧,可取鱼骨藏于室,所须第祈之,当随尔也。”女用其言,金玑衣食随欲而具。及洞节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远,亦往,衣翠纺上衣,蹑全履。母所生女认之,谓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觉遂返,遂遗一只履为洞人所得。母归,但见女抱庭树眠,亦不之虑。

其洞临海岛,岛中有国名陀汗,兵强,王数十岛,水界数千里。洞人遂货其履于陀汗国,国主得之,命其左右屐之,足小者履减一寸。乃令一国妇人屐之,竟无一称者。其轻如毛,履石无声。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锢而拷掠之,竟不知所从来,乃以是屐弃之于道旁,即遍历人家捕之,若有女屐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叶限,令屐之而信。叶限因衣翠纺衣,蹑履而进,色若天人也。始具事于王,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其母及女即为飞石击死。洞人哀之,埋于石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为媒祀,求女必应。陀汗王至国,以叶限为上妇。一年,王贪求,祈于鱼骨,宝玉无限。逾年,不复应。

在这则故事的末尾,讲到故事的记录,有这样一句话:“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说。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由此可知这则灰姑娘故事,流传于广西地区。联系至今仍在壮族中流传的《达架和达仓》,傣族中流传的《金鲤鱼》,彝族中流传的《阿诺楚与阿诺诟》,藏族中流传的《自讨苦吃的姑娘》等同类故事(均有一只遗失的金缕鞋),可见《叶限》这一自秦汉以来就在中国境内流布的灰姑娘故事,源远流长,历久不衰。

隋唐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统一国家的再度出现,社会风气与精神面貌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不相同。特别是唐代开国时期的贞观年间和唐玄宗开元年间国泰民安,世风向上,但这种升平景象毕竟太短暂。所以隋唐时期,封建社会仍然避免不了浮糜之风。另外,这一时期作为关系民众生计的饮食、服饰、婚姻、丧葬、岁时节日、信仰宗教等风俗也有了很大发展,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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