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百岁感言》

陇人学者陶君立璠印象断片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7-05-09 20:56:20 / 个人分类:闲客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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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人学者陶君立璠印象断片

——陶君70华诞吉日乡党絮语

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教授  郝苏民

陶君立璠,学业、事业成就于京华,乃陇上人也。我虽生于塞北朔方,然从上世纪初之少年时代便从学、从业于陶君故土永登县侧之省垣金城,从此盘根陇右,算来竟远超成长于出生地银川之59载之多,难怪金城“沙锅子”之乡情未知何时油然生成。如今追想当初,与陶君之相识,固属偶然,却与这大西北“乡党”之情不无关系者也。

 那是“四人帮”被歼后之第二年,原西北民族学院之老人手从被打散的四面八方重聚母校,立即在“凤凰涅槃”后的老领导们支持下,于197810月率先于全国召开了十年劫难后全国范围内首次各族民间文艺教学与工作者的大聚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教材编写暨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十分及时而成功,120多位代表出席,成为我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学界后来学术史上常常要提到的所谓“兰州会议”。钟敬文先生对此曾有中肯评价并曾赋诗曰“文场劫后费经营,百族诗文待集成;教化他年收硕果,难忘此日聚群英”;段宝林教授也为此写过专文于《西北民族研究》上。会议参与者的邀请名单是我参予草订的,起初似无陶君,因为那时在我们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人的印象里,西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界里,无论是《格萨(斯)尔》、《阿凡提》和《阿卡登巴》、《马五哥与尕豆妹》、“花儿”之类领域,都不熟悉他。但当我们的研讨会紧张进行过程中,总看到一位年轻人聚精会神地听讲,与当时参会者大多数人还浸沉在作品、作者平反;对某些作品如何评价才算公平等等正本清源的关注,而激烈争论不同,他很引人注目。一打听,竟是同一系统——中央民族学院的来客,再一问,出学于北师大却是在京的兰州人。于是无形中,与民族、与民间文艺学的行当;与系统、与地方关系都套在了一起。好像就这样从此自然成为这个链条上的业务“联手”了。

其实不然。自那次会议之后,在高校,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类高校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教学里,陶君立璠一发而不可止,先是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又编写“民间文艺词典”……,初始虽多与人合作,但紧接着便是撰写《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和《民俗学概论》之类,还不说从那以后的专业教学和比较经常地到民族地区田野作业,论文的撰写以及他十分活跃的社会学术活动。在这个圈子里,可以看出,他紧紧在钟敬文和马学良等老一辈就近支持中的这样一趟疾步长跑,成绩是十分凸现的。我们的这位客居学术“乡党”给了我第一个深的印象:便是他看准了的事,他总是执着地干下去的,明显一个西北汉子的“不到黄河心不甘”的“牛劲”。应了他家乡一句歇后语:“黄河沿上的皮筏子——全凭了那口气”!凭得就是那股子精神嘛。

陶立璠不是一个耍嘴皮子的“说客子”,而是一个追求实干的人!

陶君出学于静闻先生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教学于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与我同属国家民委部属学院系统,我们皆为“兄弟院校”中人。我这类,大部分适应新中国初始,院系调整后,国家民族类高教其时急需所求的特点,以外民族身份(主要是回汉民族)学习、掌握一种民族语言文字开始学业的(除时事政治课外,专业课程还带有解放前“边政”或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的性质),在西北,主要是蒙古、藏(安多)、维吾尔三种语文。后来这批学人多是因掌握一种民族语言(口语),或从语言调查入手而大量做为语料用的田野搜集中才进入了民间文化(口头文学)的丰富天地的(类似马学良等先生的学术路径)。中央民院、西北民院在这点上大同小异。这,与陶君的学术路子不同,时间上他虽晚一点,却直接受惠于钟先生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影响,来得更直接、更便当,加上从“四人帮”垮台,中国学术界有了第二个春天的好时光开步的,所以在民间文学、民俗学这块天地里,他的步子更快,成绩接二连三。自然,时机好不等于个人干得就好。陶君立璠之所以成为这茬人中,从开端至之后直到如今,教与学;学与术;论与著;编与辑;策划开拓;活动学术;社团组织;开辟网站……等等,80年代至今,他全方位地活跃在新时期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领域里,坚定执着地瞄准方向不动摇,抓住时机不放松,充分运用了京华信息的便捷,大小人才的优势,“拳打脚踢”一路闯来,他的辛劳结下了岁月的硕果……

——他,一口气跑到“古稀”的站口上,足可自慰了。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涉及此业与陶君打交道时,多以“小陶”亲切称呼之。后知他60荣退(虽然并未罢手工作),方知他之与我辈,在年岁上相差并非太大。不知何时因何故,就换成了“老陶”。“老陶”是叫了“老陶”,但在心理上仍未把他真正当成什么“陶老”,固然我比他仅仅大出三岁(1935年)在心理上不怀疑潜存着“倚老卖老”之嫌;但更真实的原因乃是,立璠君,始终有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和学术开拓的干劲,与学界新型青年一代“抓挖”(“厮守”)在一起,总给我们以他年轻好动,一身轻松,干劲冲天的印象。

后来我往返于京华的机会日益见多,才逐渐从圈内朋友们口中得知,这位乡党当时的家庭环境其实并不比我顺畅多少,也是夫人久病在家。我老伴与我在风雨如磐的时代里总是常共苦不同甘;如今是“未及翻身又碰头”一个胆结石的手术被名医院导致成瘫痪不起……;而他的夫人常年患有严重慢性病症而难以安眠。老陶要教学,要做学问,还要伺候有病的夫人,并非一身轻松,而是苦啊!——大约出于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之故。我也曾和在京工作的孩子谈论如何帮他分忧,获得孩子们的共识,记得我们曾邀他夫人出外共餐,为的是向他夫人表示对乡党的认可和支持,使其宽慰罢了。

后来,我们看到老陶的发展和事业一路顺风,他组织几次大的丛书编写;又组织成立了“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并出有每届一次的论文集等等。

事实证明,他具有大西北人吃苦耐劳,朴实无华,一往无前的品格;顺畅时基本上能把握住不甚张扬;而身处逆境时,则可做到坚忍不拔。但是他身上也有敢于开拓,执着而不守旧的特点——除教书、做学外,他的某些社会活动,也非圈内所有同仁都可或都能敢于去做的,最少我是自认缺乏他那种勇气的,我们的不平经历多几年,结果比老陶就多了几分“老九”的精神包袱。他这一切,自然是做一个当代教师应具的魅力;也是他有不少学生追随的根源之一吧。

反正我这类人是要向陶先生的优秀之处多多学习的呀。

适逢立璠君七十华诞暨从教40周年之际,他的高足们大约了解我们之间的特殊交往,多次原谅我因身体原故的拖拉而热情敦促。虽有一篇家乡口头传统的写作可供纪念论文集之用。鉴于关系之因,总觉得有感情之言不可不说。于是文章前附说了这些平淡如水的乡党叙述。以为立璠君华诞吉日纪念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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