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百岁感言》

[陶立璠]《陕西省志·民俗志》序言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9-11 16:41:01 / 个人分类:序说民俗

陕西省志·民俗志》序言

陶立璠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盛世修志”的传统,中国的地方史、风物掌故正是借方志的编修被保存下来;方志的编修又是一项极其庄严的事业,历来受到各级政府的精心策划和关心,它是正史的补充,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中国历代的志书,都是官修的,内容十分庞杂。其中有地理上的沿革、疆域、面积和分野;有政治上的建制、制官、兵备、大事记;有经济上的户口、田赋、物产、关税;有社会的风俗、方言、寺观、祥异;还有文献的人物、艺文、金石、古迹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官修的方志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志,属于民间文化生活的记录是很少的。尽管如此,中国历代的方志著作中,民俗文化还是受到一定的重视,它常被作为地方“风俗”(风物)加以记载。虽然内容比较单薄,但还是体现了修志者的卓见。民俗文化被列为方志内容加以叙述,足见其在方志编纂中的地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地方志编纂,一改以往的惯例,在对待民俗文化的态度上,编纂者们在实践中终于取得了共识,即将《民俗志》作为专书编修,这是亘古所无的事情。现在许多省市地方志的《民俗志》相继出版,而且都是洋洋百万言的巨著,这一举措,无论对中国民众生活史的记录,还是对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建设,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重要和愉悦人心的事。

中国是一个民俗文化大国,也是历史文献大国,浩如烟海的典籍,记载着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稍具文献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修志的传统是十分悠久的,留下了大量有关民俗文化的记录。这对我们了解历代民众生活史、思想史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方志产生于何时,目前还是学者们探讨的问题。有人认为,汉代袁康的《越绝书》,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方志的鼻祖;历代的图经,更可以说是方志的前身。方志学史告诉我们,  中国地方志的编纂大约始于明代,有清一代,方志的编纂最为昌盛。但是中国地方志著作究竟有多少,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朱士嘉统计,清代编成的地方志有4655种,康熙间完成1284种,乾隆间又有1024种,直隶最多,有403种,四川、江西、山东、河南、陕西、浙江皆各有300种以上。他在1930年统计我国方志便有4912种,1935年统计总数为5832种,93237卷。1938年又查知730种,1958年再查知700中种,这样总数就达到7262种。”(何光谟《中国方志导言》,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年)这只是50年代的统计数字,如果将谱牒、家史、村史、行业志、帮会志、民族志等计算在内,其卷帙的浩繁,是正史无法比拟的。

大约从“志书”诞生的时候起,民俗文化就已引起修志者的注意。因为它不仅是地方文化史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样重要的文化现象,列为专章或专书编修,是很自然的事情。历代也有关于民俗文化的专门著作问世,如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宋·陈元靓的《岁时广记》、明·吕坤的《四礼翼》、清·陈庆年的《西石城风俗志》、顾禄的《清嘉录》、索宁安的《满洲四礼集》、曹廷栋的《婚礼通考》等,记载着地区的或民族的民俗文化,有些著作还是研究古代都市民俗的重要资料。特别是明、清两代,这类民俗志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

《民俗志》的编纂,是新时期地方志编写中的一件盛事。和以往修志不同的是,参与现代民俗志修志的,大都是各地的民俗学者。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精通中国民俗和民俗学发展的历史,精通民俗学理论和田野作业方法,这些对编纂民俗志是至关重要的。《陕西省志·民俗志》的编纂就是很好例证。

《陕西省志·民俗志》的编纂始于1982年,当时中国民俗学还处于复苏的阶段,没有多少理论上的借鉴,也没有系统全面的民俗志蓝本可依,一切都在探索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的民俗学同仁不仅承担了民俗志的编写任务,而且积极进取,找到了克服困难的途径。他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投入民俗志的编写,首先是民俗资料的准备采取了“田野作业”的方式,制定详细的民俗调查提纲,编写成员分头下乡,到民间去,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民俗普查,特别是对陕南、关中、陕北等地民俗文化的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取编写陕西民俗志的第一手资料,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区别与旧时方志编写的分水岭。其次是组织精干的编写队伍,认真学习民俗学基础知识,把握民俗文化的特点,在探索陕西民俗发展的规律中,草拟编写体例,为编写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陕西是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三秦大地孕育的民俗文化,曾经影响过整个中国文化,但“俗随时变”,现代民俗志的编修,应具有时代特色,它应记载现在还在传承的活生生的民俗事象,记载当代民众的生活史和思想史。陕西民俗志的编写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特点。该志参照了现代民俗学的分类方法,将民俗文化分为经济民俗、社会民俗、信仰民俗、游艺民俗四大板块,条分缕析,比较全面地展现了陕西各地区的风俗面貌,这是一部活着的民众生活史志,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民俗志在保存民俗文化方面的特殊功能。志书的根本属性是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中国社会发展史,应不应该包括千百年来民众所创造的文化史和生活史,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的史学研究很少叙述历代民众的生活和思想史,一提起中国历史,学者们总是追溯史籍源流,然而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民众的生活和思想史也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不应该轻视。书目文献出版社曾经出版过10卷本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但那里记载的只是各地、各民族民俗的零星片断,而且充满了文人的附会之词,记录是很不准确的。今天编修的各省民俗志,它的容量非历史的方志和民俗志所能比拟。以《陕西民俗志》为例,举凡关系民众生活的生产、商贸、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医药、卫生、生育、婚嫁、寿诞、丧葬、岁时、节日、宗教、信仰、巫术、禁忌、家族、亲族、村落、乡社、社交、礼仪、民间社火、民间工艺、民间文学、戏剧曲艺、民间游艺等包罗万象,构成丰富多彩的风俗画卷。

民族和国家的复兴,要靠历史文化来支撑,民族凝聚力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俗文化养成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决定的。全世界的华人自称是“炎黄子孙”;哪里有华人,包括春节在内的许多民俗文化都会传播开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海外赤子的最高精神境界是“落叶归根”,根在那里呢?就在养育他们的民俗文化之中。民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廿四史”等正史记载浩如烟海,在史籍的海洋中,唯独缺少民俗文化史,这只能以“遗憾”二字来感叹。今天我们正在完成着一种伟业,以文字的形式写定各地区、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保存民众生活的历史。现在民俗学的地位,已不是以往人们认为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赘物,而是受到包括各种传媒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普查的基础上,动用各种现代化的手段(摄影、录音、录像等)保护民俗文化,已逐渐变为现实,而各地民俗志的出版,为这种保护举措提供了坚实可信的脚本。

《陕西省志·民俗志》即将出版,主编杨景震先生嘱我作序,盛情难却,写了如上的话,算是一种感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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