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教育部公布了2012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名单，其中哲学专业论文仅有两篇入围，中央民族大学2010届博士生加央平措的学位论文《关帝信仰在藏传佛教文化圈演化成格萨尔崇拜的文化现象解析》榜上有名。他是怎样做到的？这篇论文诞生的背后凝聚了作者怎样的心血？加央平措的导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班班多杰为其揭密。
2007年，加央平措到中央民族大学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他给班班多杰教授的第一印象很普通：个子不高，穿着平常，面貌清瘦，“但眼睛很有神，透着智慧的光芒”。正是这双眼睛中的灵气给班班多杰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后来，在与加央平措谈论硕士论文时，班班多杰又一次被触动。加央平措的硕士论文探讨的是佛教传入西藏的路径和时间问题，他利用很多第一手藏文资料写成了硕士论文，其观点另辟蹊径，颇有新意。班班多杰感到他确实是个可造之材。
2008年，班班多杰在讲授专业课《藏传佛教思想史》时，开始考虑加央平措的博士论文选题。班班多杰对学生做论文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就是“因材施教，量身定做”——根据学生的学历背景、擅长领域等具体情况，寻找适当突破口进行设计，而不主观武断、想当然地给学生确定命题。《藏传佛教思想史》结课后，加央平措交上来的考核作业是一篇关于关帝信仰在西藏传播的论文。在国内乃至国际藏学界的研究中，一直认为关帝传入西藏后转化为格萨尔是藏人的一种错误认识，而加央平措的论文提出关帝以格萨尔的面目出现是一种文化涵化现象。班班多杰认真审读了这篇文章，敏锐地发觉这是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他当即找到加央平措，建议他将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
题目一旦确定，接下来就要做资料积累、理论准备和文字表达等方面的工作。一是在西藏格萨尔庙，实际上就是关帝庙做田野调查；二是访谈学者；三是在关帝庙及相关寺院中查找文献资料。
在班班多杰的支持下，加央平措在西藏做了3个多月的调研。他拜访了硕士导师平措次仁，拉萨市地方史专家、民俗学家，向他们了解关帝信仰的传入和演变的历史。同时，他在格萨尔庙里蹲守，询问进香的百姓认为自己拜祭的是关帝还是格萨尔这个核心问题。这次调研收获很大，更坚定了加央平措和导师班班多杰的信心。他们一致认为，关帝信仰在西藏演化成格萨尔崇拜不是一种误传，而是因为二者在性格、功能等方面相契合，所以，关帝信仰在西藏就以格萨尔的面相出现了。
巧的是，2008年，《历史研究》计划发表班班多杰的一篇文章，由于文中有些问题需要与责任编辑宋朝沟通，那段时间班班多杰经常去鼓楼的《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和宋朝的交谈中，班班多杰无意提起了加央平措的这篇论文，宋朝以一个编辑的职业敏感，当即说：“这个稿子不错，有新意，如能在我们《历史研究》发表，将对关公研究起到一个推进作用。”
回来后，班班多杰让加央平措对论文作了精心的梳理和锤炼。一个多月以后，加央平措把论文发到了《历史研究》编辑部。
作为国内社科类顶尖刊物的《历史研究》，发表论文有严格的审阅把关流程。然而，在这个过五关斩六将的过程中，加央平措的论文通过得很顺利，编辑部对论文大加赞赏，评价说：“这篇论文观点新颖、资料翔实、理论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随后将其推荐到权威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占用了足足3万多字的篇幅，这对在读博士生来说是难得的殊荣。
经过此番修改后，论文的主要观点、基本框架已经有了，但是将它扩充为一篇博士论文，不管是理论分析还是资料支持方面，都还有待加强和补充。班班多杰让加央平措一方面继续去国家图书馆搜集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到北京雍和宫查看关公的唐卡画。“在西藏调研的是藏文化语境中的关公，这是研究的‘流’；如今要顺流溯源，了解关帝在道教中的原本形象和本来面目，这是研究的‘源’。”班班多杰说。
在对汉文化背景下的关帝有一定了解后，加央平措第二次回到西藏，进一步搜集拉萨格萨尔庙、西藏博物馆、西藏图书馆中关公的藏文资料，以便进一步比较汉藏文化中关帝的异同。
这次调研，加央平措有一个重要发现，他找到了一份关公签谱的藏文手抄本，是算卦用的，内容讲的是有关汉地的事件、地点、人物等。他由此推测，这份签谱不是藏文原作，而是汉文译本。接下来，找到汉文原本是关键。
功夫不负有心人，加央平措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线索：福建师范大学一位林老师曾在文章里提及签谱原本。在千方百计联系上林老师后，加央平措终于找到了原本。通过原本和藏文手抄本的对比，他发现文字的主体内容、框架结构大致相同，估计是清代翻译过去而在寺庙中流传并广泛运用的。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因补充了这部分重要资料而增加了学术含量和资料价值。
此后，加央平措又奔赴甘肃和青海，先后到兰州、甘南、西宁、玉树等有关地方搜集关公在藏族聚居区传播演变的第一手资料，并了解关公在蒙古族地区传播的历史和现状。这些资料都进一步证实了在其他藏区乃至蒙古族地区同样存在着关公格萨尔化的现象。这样，加央平措论文第一手资料的积累已经非常丰厚扎实了。
但完成一份优秀的博士论文，仅有丰厚的资料依据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相关的理论基础。加央平措在西藏大学攻读硕士期间，就已接触了宗教学理论以及佛教方面的基础理论；在中央民大哲学系攻读宗教学博士时，又系统地学习了宗教学理论、中外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课程。他还较为广泛地涉猎了民族学、人类学等理论，这对他研究此课题并完成博士论文如虎添翼，起到了提要钩玄的作用。
经过充分准备后，加央平措完成了论文的写作。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中，他的论文得到了评审专家一致的高度评价，并由中央民大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推荐为全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后又被送至北京市参加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顺利入选。
总结加央平措写作论文的成功经验，班班多杰感慨地说：“古人云：‘天道酬勤，功不唐捐。’任何一个学术成就的取得，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要下苦功夫、笨功夫，这是做学术的前提条件。”同时，他也强调，“做学术还要善于思考，勇于探索，下巧功夫。史学大师司马迁说：‘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藏传佛教经常讲：‘善巧成就者，善妙智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