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百岁感言》

发展文化产业要警惕暴发户心态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4-20 08:20:29 / 个人分类:书签

发展文化产业要警惕暴发户心态冯骥才做客中青在线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联合举办的两会访谈节目,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欢迎您冯老师!

  冯骥才:谢谢!

  主持人:我们今天要和冯老师探讨的话题是:发展文化产业,要警惕暴发户心态。说到暴发户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有钱不会花,花不出品位,现在的一些文化项目给人留下的就是这种印象,地方政府这些年文化投入不断增加,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说法还是让文化人很受伤,您对此是否也有所同感?我们到底应该把文化放在什么位置上?

  冯骥才:对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说法是90年代初的说法。当时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说法,怎么能拿文化搭台呢?文化到底在国家中是什么位置?实际上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说的非常清楚。这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希望听听国家谈一谈对文化的思考和定位。我做了20多年政协委员,我觉得第一次听到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国家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正面的论述了文化。就是说首先给文化定义,总理讲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它怎么搭台呢?有谁用精神和灵魂搭台呢?

  这个口号我甚至认为是很无知、非常粗鄙化的,我认为是已经过时了的口号,但很多人还没有在这个过去的口号里觉悟过来。我们应该好好看看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文化在一个国家中的意义。总理讲,文化可以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的精神,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这讲到了文化的作用。总理甚至进一步又讲了,没有先进的文化、没有全民素质的提高,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把文化放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总理讲文化是起决定性因素的。这也是知识界一段时间内想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担忧的问题。现在富强了,富肯定是好事,人民应该富起来,应该有富裕的生活。但是有钱了以后怎么生活?或者说一个国家富起来要富到哪儿?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得不思考了: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为什么要思考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已经滋生出暴发户的心态。这个心态反映到我们可以看得到、摸的着的层面就显露头角了,从那种面子工程到城市的审美。就是说现在城市的审美充满了暴发户式的审美,比如说摆阔、夸富、拜金、显摆、张扬、挥霍,这就是暴发户的心态。媒体眼中生活中到处有各式各样匪夷所思的现象。这个心态说明我们富起来以后人们找不到心理层面安静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民族不可能强大;如果我们的公众、人民没有精神追求,整个国家、社会没有文明的追求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的社会。

  所以,暴发户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回过身来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文化认识到位,没有搞清文化的意义和在我们心目中的意义。

  主持人:您认为文化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到底是什么?

  冯骥才:就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精神、没有灵魂,比如说金钱在我们生活中是否是最宝贵的?我认为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我觉得都会更重要,比如说爱情、健康、友谊,它们都比金钱宝贵。如果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金钱就不是你生活中最终的目的,有更神圣、超越金钱的东西,就是我所说的凡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更重要,比如说健康。人在得病的时候生活要求是最低的。他首先要求的是健康。真正的爱情、生死相依的爱情,那样的爱情花多少钱都买不到。你认识到还有很多东西比金钱宝贵的时候,金钱就不再重要了,而那些东西你追求到了,就会百般珍惜它,那么人的气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主持人:文化做大做强,是不是靠投入就可以做到了?

  冯骥才:我觉得这个跟“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有一点相通的东西。提出文化做大做强的提法不是知识界的提法,而是政府官员的提法。我想有两种因素:一是因为他不了解文化,他认为文化可以像工业一样可以把它做大做强,还有一个是出于政治的做强,他认为做大做强以后政绩就可以彰显了。比如说文化是不是可以像工业一样做大做强?文化有一部分是无法做大做强的。

  主持人:对,像非物质文化遗产

  冯骥才: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来就是传统的产业化。比如说剪纸,禹县的剪纸,以前就是家庭作坊,它跟文化产业是联在一起的,文化本身不能做大做强,你说一个作家写小说能把小说写大写强吗?我觉得如果从纯文化的角度讲,我觉得文化应该做精、做细、做真,因为文化可以影响人的灵魂、是润物细无声的,这是文化的本质,我们受文化的影响,文化改变了我们,并不是一天就改变了我们,跟经济不一样,使一个人富有是容易的,但使一个人有气质就不容易了。比如借你100万忽然有很好的商机说不定一年就相当富有了,但如果要使你有气质,要使你变得文雅起来、有境界,这可不是一年半载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是慢慢修养的过程,靠什么修养?我觉得是靠文化修养,靠什么文化来修养?是靠真善美文化对你的影响、梳理出一些经典、高雅的文化对你的影响,慢慢才能变的有气质。

  纯文化的本身是根本无法做大做强的,对于有的文化产业是可以做大做强的,因为文化产业已经不完全是文化了,包含了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文化的形态,就是精神性,还有文化的经济形态,是经营性的。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定义是四条:第一是工业化标准,第二是生产再生产,第三是商业性的传播,就是经营,第四就是指文化产业的对象,是大众文化消费。并不是作用一个民族的高端文化,是提升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是创造一个民族当代文化极致和高峰的文化,是大众的一种消费文化,这种消费文化当然需要很大的力度、规模,特别是在市场化时代,需要市场运作的时候需要大、需要强,特别是它是一个21世纪以来新兴的产业,我们国家对这个产业有一个定义,就是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叫文化产业,它是一个经营性的行业,这个行业的本质还是属于产业的,但是它有精神性,因而它是拿文化作为生产资源的,它主要还是产业。

  主持人:只是文化的一部分。

  冯骥才:在产业的范畴里,就像工厂里可以做大做强,比如动漫、图书印刷,这都可以做大做强,但是文化产业又有精神性和文化性的那一面,它越大越强,因为它面对的是公众,对全社会文明的提升越负有责任。所以,我们的文化产业也不能一味的只追求它的经济效应、经营效果,如果只追求经营效果就会按照商业的规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就伤害了文化产业里所包含的那些精神内容,所以就会容易媚俗、低俗。所以,文化产业也需要提升,这些年来我们国家非常注意文化产业,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之所以这些年来特别是去年经济危机冲击很大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产业有一种一枝独秀的感觉,它是上扬的,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新兴的产业,这个产业是现代经济社会和工业社会和现在全球化时代,符合这个时代的产业。第二,经过近几年的运作努力、整合,在去年基本上就开始开花结果了、开始走向成熟了,当然是初级阶段,所以就容易现出它的力量。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美国日本文化产业很强,占国民GDP里面占的比重都很高,我们只是一个很初级的阶段。但是我们要看到比如美国的文化产业,比如电影大片里面担负性的精神性的内容,比如美国的精神、美国的价值观,在那些大片里非常明确,那些英雄都是怎么百战不死的,打都打不死的。

  主持人:美式主旋律。

  冯骥才: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主旋律,因为国家的目标不同嘛,美国的电影有美国的主旋律,我国的电影有我们的主旋律。我国的文化产业有两个方面,刚才我说了文化产业要注意越是快速发展的时候对社会影响越大,对整个社会文明提升的作用越大,所以并不是说进入文化产业就不管文化所负有的责任了,只追求经济利益了,拼命的圈钱了。

  主持人:正像您刚才说到的,文化既然是产业就有通用的指标,就是GDP,现在文化界是不是存在GDP崇拜的现象?

  冯骥才:我觉得崇拜,这分为文化指标、产业指标,我们是产业一定要有经济指标,但是我们还要有文化的追求、文化的责任在里面,也就是负有对整个国民经济提升的责任,这个指标也不能放弃,这个指标放弃了,赚了很多钱我觉得是失败的,我们不能牺牲全民的素质以换取高GDP,然后将来让低素质的人挥霍你的GDP,就是说我们要对全民素质负有责任。所以总理说了,没有先进文化、全民素质的提高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最近“两会”上有一个比较热点的话题,提到屏幕上的广告植入现象,春晚都被卷入其中,电视台既然是企业就要盈利,观众如果每天一打开电视机看到的都是广告,他也会不满意,您觉得这个矛盾应该怎么解决呢?

  冯骥才:我觉得对网民们和社会上对春晚的批评,我认为是对的。我觉得春晚导演、策划人以后可以考虑这些意见。为什么呢?因为广告有一个特点,广告是强加性的,就是说它是强加给你的,你不得不看,比如说现在访谈后面出现很多广告心里会很别扭,但是在商品社会是没办法的,只要是广告就是强加给你的。世界上很多国家很注意这个,比如法国、日本的电视台节目中根本没有广告,保持它的纯洁性。如果天安门上都有广告你说你有什么感觉?如果人大会上一圈都是广告你是什么感觉?这破坏了人大会堂、天安门的那种历史和国家圣殿的庄严感。

  这是从视觉上来讲的。另外广告的目的是为了赚你的钱,人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对这个东西有一种排斥,对过多的广告有一种排斥心理,所以我觉得电视台本身是一个企业,需要广告,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有了广告、有了广告收益电视台才有钱做这样的事情。一个电视台一年365天,364天已经天天强加给我们广告了,就这一天应该放开我们了,尤其大家高高兴兴看节目的时候,后来警醒了,发现他们是在赚钱呢,对过春节的那种氛围起了一个小小的影响,起码是个煞风景的事情。尤其是春晚,春晚是中国电视人对中国春节的一大贡献,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原有农耕时期过节的很多风俗都延续了下来。很多很多过年的风俗,比如祭拜天地等文化都失去了,而春节晚会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它具有了几个特点:首先是以过年为主题的,春节大家不会有哭丧脸的;第二,它是合家欢聚式的,符合中国全家团聚的特点;第三,这个晚会是过12点的。这都跟人们的心理习惯衔接,所以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我们几亿农民都看春节晚会,别看大家对它有意见,越是有意见的大家才会关注它,比如说今年不办春晚了,大家的意见比现在还多,但我们希望它在这个时间段不要增加那么多铜锈的味道。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身边泛滥的商业大片有这么几个特点,明星多、票房高,2009年全年的票房收入已经突破了60亿大关,可是观众对这一年的评价却是“钱景最好、烂片最多”的一年,这种怪圈您觉得是怎么形成的?

  冯骥才:还是受整个社会拜金的思潮影响太大,所以对文化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我觉得非常纯洁美好的文化应该是对拜金那些东西的制衡、抵消,现在相反受拜金的影响,大片我觉得更大的功夫往往用在了片外没有用在片内,更注重大片的外表,比如说炒作、制造噱头、制造端倪、制造新闻、制造卖点,我觉得用的劲儿太大了。往往当观众进去以后,可能一些搞电影经营的人认为是成功的,反正你掏钱进去了,通过我这样的操作你把钱掏出来了,可是别忘了有一个后果,如果看完后不满足绝对不会再去看了,如果形成中国电影不良的惯性循环的话,我觉得这对中国电影是一个极大的伤害,我觉得电影还是要在电影里下功夫。

  比如说美国的大片,我觉得简单的电影划分为商业片和非商业片是没有依据的,比如说斯皮尔伯格的影片是商业片还是非商业片?我始终忘不了斯皮尔伯格电影里穿黑衣服的小女孩,那小女孩始终在二战的暴刑各式各样的场面里存在,很打动人的心,而且唤起了所有人的共鸣,就是因为这种具有人性的力量。比如说现在看比较成功的西方大片,对人性的表现、对和平的热望、对世界环境的爱心、对正义和邪恶之间的思考、对于人类未来的担忧,这些电影之所以能够成功,我觉得是由于这些力量,并不是由于他们的炒作。当制片人拿到奖的时候票房已经拿到手了,最后评审的时候还是看电影本身的艺术质量、精神内涵和演员的创造力,如果老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电影只能在短期的一个阶段里票房可能是高的,但是最后电影的事业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主持人:就是说,文化内涵不是用金钱能堆出来的?

  冯骥才:对。我个人认为一个艺术家创造的作品是要进入市场的,但是一个艺术家的追求不能太市场化,还是应该在精神的深刻性上,在艺术的独特创造性上下功夫,还不能工夫在事外,在消费市场上使用的只是雕虫小技、小聪明,但不能真正获得成功。

  主持人:说到作品还有一个现象比较类似,现在的作家富豪榜争相登场,您本身也是一个作家,现在富豪作家越来越多,但对这个社会有影响力的作品却越来越少,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冯骥才:我认为富豪榜是件很荒唐的事情。我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个富豪榜,我觉得问题就出在发明富豪榜的这个人身上。他怎么能用作家的价值和作家的收入来一起提,有的作家作品是非常好非常深刻的,如果这样的话,曹雪芹、李白是最富豪的作家,谁能卖过他们呀?这是一种作品,销售量很大,还有一种可能很时尚的作品,碰到一个热点的话题、公众关注的话题,或者这个作品里非常有爆炸性,碰到一个社会非常敏感的话题的时候就可以畅销。

  这些东西都不能作为衡量一个作家的标准,我始终不理解这个。如果要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曹雪芹、莎士比亚,把他们都拿来评评历史中的作家富豪。如果这样评的话最富的是梵高,他的一幅画就可以卖很高的价值,我觉得这种艺术品中存在的精神价值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发明作家富豪榜的人是最没有文化的人。

  主持人:还是由于整个社会太浮躁了,拜金的色彩太重。

  主持人:现在的很多城市建筑都造成病垢,不差钱,但是差品位、差文化,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冯骥才:我觉得城市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为城市文化保护已经奋斗多年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做了很多城市文化行动,对一个城市的文化进行普查,然后记录城市的历史,呼吁保护一些古街、古城镇、古村落,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个大地上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就是城市的千姿百态。我们有660个城市,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侯、不同的历史甚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风景,很迷人。在现代应该是我们动手修改我们城市的时候。我特别是不愿意用“改造”这个词,比如说过去知识分子改造,是由于他坏了。我们肯定要拆掉一些旧的,但是有些建筑是不可以拆的,谁说的算?文化学者应该聚集起来,开会研究这个城市的性质,哪些是具有历史标志的建筑,支撑着这个城市的特征,这些建筑是绝对不可以拆的。从罗马到巴黎到维也纳全是这样,再到圣彼得堡,他们都是经过研究的。过去改造城市是好心,说我们的城市太差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交给了开发商去改造。20年来中国城市经过了一个世界城市史都没有经过的过程,就是城市的再造,但是造成了一点:城市没有记忆了、没有纵深、没有底蕴了,就像人忽然失忆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精神问题。在这样的基础上造一个新城市,应该说我们留下的历史记忆、历史财富,新建的建筑应该跟历史的特征有一个联系,就是文脉上的联系,使一个城市的特征不会涣散。推平了以后怎么办呢?盖好卖的商品性的房子,这片全部盖西班牙式或者美国式的房子,各种风格的房子都堆在一起,那么我们的城市肯定不同了,因为我们是抄袭来的。我们的作家经常由于著作权打架、引起纠纷,但是我们发现建筑界从来没有为著作权打架的,为什么?因为互相抄袭已经变成他们的行规了,中国的城市怎么会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千城一面,第二个就是商品化。

  在一个暴发户心态的社会里头,城市充满了伪豪华、廉价的豪华,没有精神内在,比如说在北京看天安门,它有历史的皇家的尊严,故宫的格局到摆放、到尺度,都是要体现皇家的威严。比如我们的十大建筑要体现共和国的精神。我们盖人大会堂要使全国人民在那参政、议政,讨论国计民生,我们很多的国事活动也在里面,所以必须庄重。每栋建筑都有精神,但现在的北京的现代建筑哪个是有精神的?如果都没有精神了,哪去找城市的品位啊?哪去找城市的形象啊?如果都没有形象、个性了,我们失去的是什么?首先失去的是文化的多样性,第二个失去的是自我。每个在这个城市中的人都找不到这个城市,这是城市的自我。这样城市就失去了给人的自豪感、给人的凝聚力、给人的光荣感,因为我们不太注重精神价值的东西,最根本是太不注重文化了,我们的文化都被钱收买了,我们反过来又拿文化卖钱,这是多么可怕的恶循环!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临界值了,如果我们超越这个临界值,全民的素质不滑坡才怪呢?

  主持人:现在传统节日和钱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有一部分节变成国“吃”节,有一部分变成了“黄金周”,您觉得这种现象正常吗?

  冯骥才:“黄金周”我认为也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说法。一个国家的假日和节日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每个礼拜我们放两天假,这是公民的福利,没有特定的内涵,可以以任何的方式渡过你的假日,想钓鱼就钓鱼、想旅游就旅游,是自由的。但是节日是也固定的内涵的,比如国庆节,我们要体验国家的尊严,我们要感受我们国家的历史;比如说劳动节,我们要感受劳动者的活动和劳动者的尊严;比如我们传统的假日赋予的内涵就更多了,赋予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愿望、准则、审美和诗情画意都存在于我们的节日里;比如说春节守夜,我始终在想守夜是多么美好的东西,一年的最后一刻要走了,对待将要离去的时光,所以要守在这个晚上迎接第二天的来临。

  主持人:可是现在一过什么节,首先想到的就是吃什么、去哪旅游、去哪消费。

  冯骥才:我觉得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还不说创造一个新的文化,跟原有的文化离得都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没有心灵精神的需求,我觉得是最可怕的事情。

  主持人:我们是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文化大国,您觉得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自己的文化?

  冯骥才:国家目标这次总理说的很透彻,而且我认为总理说的很精辟。我觉得国家要是实现这样的想法,使我们的文化真正能够成为国家、民族振兴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话,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家应该有非常清楚的国家战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比如人才,现在的人才都在市场里,世界上文化很发达的国家是金字塔型的,是立体的,要拉起来,如果不拉起来的话都在市场里,我觉得应该是彰显这个民族当代文化创造的高峰和极致,应该是当代的一批大师、精英和大家,应该是当代创造的一些优秀的作品、最好的作品,无论是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作品,应该是一批有思想的大师在前面,应该是国家提的最具世界水准的乐团,就像莫斯科的芭蕾舞剧院一样,应该是这样的一些乐团,应该是世界级的博物馆、图书馆。

  主持人:代表着国家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水准?

  冯骥才:你说的非常对,是需要外人应该仰视的一种文化,它也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主体。我们不能用小品跟国外交流,如果我们文学没有鲁、巴、毛、曹的话,比如俄罗斯没有那些艺术家的话,就不是一个文化大国。那么我们的文化没有这些文化怎么办?我们国家就应该有一个像法兰西艺术院那样的组织,就是院士制,我们有工程学上的院士,可是我们没有文化艺术上的院士,全民都知道院士是最高峰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当然就只知道“小沈阳”了。

  当然国家还有很多办法,国家有容典制度、国家有文化艺术基金,这个基金应该由专家委员会批准这些基金,而不是官员批准。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一整套的,包括媒体,我觉得媒体应该把文化版和娱乐版分开,现在文娱搁在一起,最后闹腾的都是娱乐的东西,大家对文化没有知情权。实际上我们的文化团体名气越来越大,在世界上的知名度都是一流的,但是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了。我觉得在报纸上应该把这两者分开版面,严肃的文化,一个民族所追求的东西应该有这样一个版,还有一个版就是娱乐版,应该清晰的分开。

  主持人:您对保护文化有什么想法?

  冯骥才:我今年提的问题还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文化,就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这跟我刚才说的内容也能联系上,因为我这些年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其中有一项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把一些文化列入这个名录,等于成为国家的财富了,老百姓、政府都会重视,这个工作从2006年开始做,我们国家评的是218项,现在一共是1028项,这些名录在世界上影响都很好,但是有一个新问题,就是说各地方的官员认为它重要了,首先要把它变成政绩,进行申遗,一成功就放在那了,因为保护是很漫长、很细致的工作,没人管了,现在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部分后面没有专家,那么谁接过去呢?开发商接过去了,因为只要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价值就高了,开发商一开发就坏了,走样了,他开发肯定是为了经济,比如说木板年画,本来是传承我们国家跟四大发明有关的古老的雕版印刷术,现在都已经变成电刻的了,手工原有要保护的东西现在变成一个工业文明了。

  主持人:流水线作业了。

  冯骥才:流水线作业了,实际上我认为这根本不是文化产业的想法,但是现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文化遗产虽然评定了,最后我们名录里的东西是良莠不齐、面目全非的东西,因为我在全国各地跑,过去的文化艺术品很多,现在跟过去民族的东西差了很多,我们看日本、韩国保护自己的文化非常严肃,看到自己的文化瑰宝像看到圣人一样,我们到处搞博览会,插个大棋子都是大师,每个人都在兜售,把我们的文化搅的很乱。刚才我说了1028项是国家级的,还有省一级的、市一级的、县一级的都要成立专家组,都要定期审查,只要不符合原来我们规定的,那我们就要亮黄牌责令你限期改过来,如果你不改过来就要亮红牌把你公布出来,这样你的政绩上不但不会加分,还要减你的分,我们最重要的是维护自己文化的遗产,代代要相传、中华民族骄傲的这些文化遗产的骄傲性、严肃性。

  主持人: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冯老师,谢谢各位网友,也感谢搜狐网提供的独家网络支持!

(中国青年报记者 吴晓东)

TAG: 发展 文化 心态 暴发户

玉麓俗谭——英古阿格的博客 引用 删除 英古阿格   /   2010-04-20 12:24:00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语境中,谁都想当这个暴发户呵。
绿色GDP也是GDP。
大政之下文化政策是否可以有个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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