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望夫”型传说之比较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4-01-04 20:19:07

  早在一千多年前,“望夫”型传说[①]就已经在我国民间口头传承并被文献记载下来。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中载:“武昌阳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相传: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弱子,饯送此山,立望夫而形化为石。”[②]此外,该类型传说在《搜神记》、《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文献中也有记载。

  目前,“望夫”型传说仍在我国多个地区广为流传。各地流传的异文之间虽然在细节上不免有些差别,但其主要情节还是基本一致的。现依据文献记载并结合流传于我国广西境内的《望君顶》、[③]《望郎山》、[④]《望郎石》[⑤]等几种“望夫”型传说的异文,归纳其情节梗概如下:

  1.一对恋人或夫妻极为恩爱。

  2.男子因故(外出生产、经商遇阻或受官府、恶人等恶势力迫害等)远走他乡。

  3.女子盼男子归来,常去某处翘首远望。

  4.某日,女子化而为石或峰等。

  “望夫”型传说传承时间久、流传范围广,因而在我国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钟敬文在《中国的地方传说》一文中归纳出了10个地方传说类型,其中便有“望夫”型传说。他指出:“望夫型的传说虽然不知道起于何时(依我们的推想,总不会很后),但晋朝以来的书籍中,已经不断地记载着了。从地理上说,则江西的德安、鄱阳、山西的黎城、安徽的当涂、浙江的临海、湖北的武昌、广东的英德、翁源、肇庆等处皆有这类传说流传的记录”。[⑥]钟敬文从文献记载之久与流传范围之广两方面说明“望夫”型传说在我国的影响之大。在《中国民间传说》一书中,程蔷对流传于广西壮族民众口头上的一则《望夫》型传说做了具体的介绍,并由这则传说生发出了这样的议论:“由视角美引起的想象,给视角对象赋予某种形象,又增添了视角的美感。”[⑦]程蔷在此以“望夫”型传说为例解释了山水传说的成因并审美价值。陈建宪在其编著的《中国民俗通志》一书中对“望夫”型传说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对其产生原因作了简单分析,指出该类型传说是“借地貌而创传说的一个典型例子”,“那些形象似妇人张望的山石,启发了人们的灵感”。[⑧]

  也有一些学者专门撰文就《望夫》型传说发表意见。杨旦云发表《民间“望夫化石”传说故事的成因及意义探究》一文,探讨“望夫”型传说的产生原因及其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⑨]张芸发表《“望夫石”传说古今流考》一文,介绍古代文献对“望夫”型传说的记载,并探讨了该类型传说的传播特点。[⑩]

  二、“望夫型”传说在越南

  “望夫”型传说不仅在我国各地流传广泛,也在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多个亚洲国家广为传播,因此,本人认为在“望夫”型传说的研究中应该增加比较的视角,在跨文化的比较中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本文就中、越“望夫”型传说展开研究,通过比较发现其异同,并就此发掘其意蕴或价值,就是将比较视角引人“望夫”型传说研究的一次尝试。

  在越南,“望夫”型传说也已流传了数百年之久,《岭南摭怪列传》中就已经有了记载,云:“山在顺化道海门。武昌县世传,昔有兄妹二人,樵于林中。兄斫木,误被妹面,妹痛倒卧,兄以为必死,惧而远遁。遇一老夫,遂收养之。及其长成,颜色甚美,颇异于前。后老父死,始嫁其夫,乃亲兄也。兄不知为妹,见头上有大痕,因问之。妇曰:‘妾幼时从兄入林斫木,误中额上,兄即遁去,不知生死何方?’兄心觉其妹,然已误娶,不敢明言。乃托为贩卖行役,逃去不归。妹不知为兄,日日望之,没乃化为石,因呼为望夫石。”[11]《岭南摭怪列传》编订成书虽是在十五世纪末期,但其中的一些传说、故事早在越南的李陈时期就已流传,可见“望夫型”传说在越南民间的传承也是源远流长。

  目前,在越南,“望夫型”传说也像在中国一样流传广泛,仅在下龙海湾一带就流传着《马石》、《夫妻石》、《鱼老石》、《望夫石》等多种“望夫”型传说的异文。现依据《岭南摭怪列传》中的记载并结合越南在华留学生阮氏云英、阮氏垂玲讲述的《望夫石》、[12]《苏氏望夫》[13]等传说,归纳其情节梗概如下:

  1.某家有俩兄妹。

  2.哥哥不小心伤了妹妹(或用刀划了妹妹的脖胫,或扔石头砸了妹妹的头等)。

  3.哥哥因害怕而出走。

  4.多年后,哥哥长大,爱上一女子(即妹妹)并与其成婚;或妹妹长大后与一外来男子(即哥哥)结婚。

  5.他们婚后很幸福,但哥哥不久发现了自己与妻子的兄妹关系。

  6.哥哥以打鱼或当兵等为借口远走。

  7.不知真相的妹妹盼望哥哥回来,天天抱着孩子去某处眺望。

  8.一天,她们母子化成了石头,人称“望夫石”。

  三、中越“望夫型”传说之比较

  越南“望夫”型传说与中国该类型传说有许多相同之处,尤其是几个关键情节是相同的:两国“望夫”型传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极为恩爱的夫妻;男性主人公都因故远走他乡,杳无音信;女性主人公都是在久久地期盼中化为了石或峰。

  中、越“望夫”型传说的相似或相同体现了两国间民俗文化的相互交融与渗透。中国与越南关系密切,尤其是中国的广西地区与越南更是唇齿相依,人们常称壮族与越南的岱族、侬族为“同根生的民族”,又以“同砍一山柴,共饮一江水”来形容越南与广西在地理上的毗连。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血脉与地理上的关系,中国与越南有着漫长的文化交流史,越南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此而言,中、越两国都有“望夫”型传说流传且情节有类同之处并不奇怪。

  季羡林就世界范围内为何会流传许多情节类同的故事这个问题发表过看法,他认为:“互相学习、抄袭式模仿最有道理。”[14]本人不敢肯定季羡林所说适合解释世界范围内的所有这一类文化现象,但仅就中、越两国间存在的这类文化现象来讲,本人认为季羡林所说很有道理。

  那么,单就“望夫”型传说而言,究竟是谁“学习”谁,或谁是“抄袭式摹仿”者呢?顾颉刚在研究孟姜女传说时指出:“春秋战国间,齐、鲁的文化最高,所以这件故事(《孟姜女》传说)起在齐都,它的生命日渐扩大”,“我们可以知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15]他认为文化的传播遵循这样的规律,即文化从先发达地区流向后发达地区。就顾颉刚所言,本人认为“望夫型”传说大概最早产生于中国,然后,才传入越南,为越南人民所传承、传播。换言之,越南的“望夫”型传说可能是对中国“望夫”型传说的“学习”或“抄袭式摹仿”。

  就越南“望夫”型传说的某些细节来看,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该类型传说很可能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如《幽明录》中讲“望夫石”在“武昌阳新县北山上”,《岭南摭怪列传》中则讲“望夫”型传说的流传地点是“武昌县”,都讲“望夫”型传说发生于“武昌”,两个“武昌”虽非指一地,仍让人感到过于巧合。另,越南“望夫”型传说中的《苏氏望夫》传说讲:“苏文……失手把石头扔中妹妹的头,因为太害怕而流落街头不敢回家。后来有一个卖中药的中国四川人收养了他,带他到重庆去生活。长大了,苏文跟养父姓李。”[16]在这则流传于越南的“望夫”型传说中,出现了涉及中国的内容。从中、越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好像也不应当看作仅仅是一种偶然。

  顾颉刚在谈及故事的播迁时还指出:“一件故事”,不仅“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而且“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像而发展。”[17]就此而言,越南的“望夫”型传说之所以仍保留了一些与中国该类型传说相似或相同的成份,不仅因为越南的“望夫”型传说是对中国该类型传说的“学习”或“抄袭式摹仿”,还因为中、越两国人民有着相近的情感、伦理观和心理特点,特别是对待爱情、婚姻关系中的女性有着一样的人格或情操方面的要求与期待。当然,这种伦理观念、情感与心理的类同与接近也是由中、越两国间文化的长期交流和相互影响所造成的。

  总之,中、越“望夫”型传说在主要情节上有一些类同或相似,这些类同或相似与中、越之间长期而密切的文化交流有关,越南的“望夫”型传说很可能是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从中国“学习”、“摹仿”而来;再者,越南的“望夫”型传说之所以仍保留了一些与中国该类型传说相似或相同的成份,还因为中、越两国人民有着相同、相近的道德伦理观、思想情感和心理特点。

  将中、越“望夫”型传说做比较,也很容易发现两者的不同与差异。“望夫”型传说属于悲剧故事,从取材上看中、越“望夫”型传说同属婚姻悲剧,主要情节接近,但就悲剧的性质看,两者有很大不同。根据形成悲剧的原因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不同性质的悲剧,一类悲剧是社会原因造成的,这一类悲剧可以称之为“社会悲剧”;一类悲剧是个人性格造成的,这一类悲剧可以称之为“性格悲剧”;还有一种悲剧,其原因归之为主人公的命运,我们把它称之为“命运悲剧”。中国的“望夫”型传说其悲剧结局基本上都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譬如,《望君顶》的传说悲剧形成的原因是财主“活阎王”垂涎女性主人公梅娥的美色;[18]《望郎山》的传说悲剧形成的原因是男性主人公被官府抓了丁;[19]《望郎石》的传说悲剧形成的原因也是财主熊天福垂涎女性主人公满兰的美貌。[20]在这些传说中悲剧的制造者是为富不仁的财主或黑暗腐败的官府等社会恶势力,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望夫”型传说属于社会悲剧。

  而越南的“望夫”型传说则属于命运悲剧。越南流传的多则“望夫”型传说异文都讲男性主人公的出走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娶了亲妹妹。《望夫石》的传说讲:“有一天,在小河边的石头上,丈夫帮妻子洗头,丈夫的手指轻轻地摸在妻子的脖颈。妻子忽然羞涩地说:‘你别看我的伤疤。’丈夫不解地说:‘你的伤疤让你感到很难为情吧?怎么这样久你都不给我看?’妻子往遥远的地方看看,忧愁地说:‘这件事使我感到好痛苦。我的大哥现在往哪儿去了,我一直在寻找他,但大概永远也找不到的。’丈夫着急地说:‘是怎么回事呢?你快说吧!’妻子讲得很慢、很痛苦……丈夫的眼睛里流露出非常绝望的光,但他不愿意给小妹知道自己是她的大哥。到深夜里,月亮很圆,月光很亮,他一个人划船远去。一面划,一面往回望,眼泪忍不住地流下来……”[21]《苏氏望夫》的传说讲:“有一天丈夫从外面回来,看见妻子正在洗头。他便抱着孩子坐在门坎看妻子洗头,给妻子讲故事。突然他看见妻子的头上有块很大的疤,他说:‘原来你的头上有那么大的疤痕,现在我才知道。’……看见丈夫若无其事地问她,苏氏就把以前发生的事很详细地讲了。她的述说令他万分震惊。苏文心里说:‘天啊!为什么我不是另一个人而偏偏是苏文,我已经错娶了自己的亲妹妹了!’……当苏文的心里乱糟糟的时候,皇帝有旨招兵,他没跟妻子商量就去报名。”[22]在越南流传的“望夫”型传说的多种异文都是讲丈夫因发现妻子颈上或头上的伤疤而知道她是自己的亲妹妹,不得不悄然远去。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就造成悲剧的原因看,中越两国“望夫型”传说的悲剧性质不同,一个是社会悲剧,一个是命运悲剧,前一个悲剧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后一个悲剧则是由冥冥之中的命运所造成的。“望夫”型传说从中国流传到越南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异呢?本人认为,这与越南幅员的大小相关。中国幅员辽阔,在古代社会交通不便、通讯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夫妻(情人)别离后永世不能相见的情况并不鲜见;而越南国土面积相对狭小,亲人离散后杳无音信的情况就要偶然得多,因而,“望夫”型传说流传到越南后发生了变异,悲剧的发生与传说主人公的主观意识有关,是男性主人公决意与女性主人公永世不见,这更符合越南社会的实际情况。

  就反映生活,批评现实方面讲,中国流传的“望夫”型传说无疑更具社会意义;但如果从艺术感染力方面来看,越南流传的“望夫”型传说则胜出一筹。首先,越南流传的“望夫”型传说情节更加丰富与曲折,传说中增加了“哥哥误伤妹妹,从家中逃走”、“哥哥从妹妹头上或颈部的伤疤知道了妻子是自己的妹妹”两个情节。再者,作为悲剧,越南流传的“望夫”型传说较中国流传的“望夫”型传说更具艺术的震撼力。命运悲剧展示的是“厄运的降临”、“必然的结局”,[23]同时,还有故事主人公面对命运的软弱与无力。无论是社会悲剧,还是性格悲剧,都有改变与避免的可能,而命运悲剧中的故事主人公则是为无形之手任意摆布的羔羊,彰显了人类在“自然王国”阶段所遭受的盲目力量的必然性支配,因而,命运悲剧往往更能震撼人的心魄。也正因如此,索福克勒斯著《俄狄浦斯王》才一直被人们视为悲剧中的经典。越南“望夫”型传说正是这样一种盲目力量造成的必然悲剧,因而较流传于中国的该类型传说更具有感人的力量。

  四、结语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越南的“望夫”型传说很可能是从中国境内流传而来,同时,因为与越南人民的情感、心理相符,而在越南扎根开花;另一方面,最初产生于中国的“望夫”型传说流传到越南后发生了变异,由社会悲剧转换成了命运悲剧,更具艺术感染力,在艺术上有了进一步提升。中、越两国就地理上而言是近邻,就文化上来讲是近亲,两国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因而有许多文化为两国人民所共享,“望夫”型传说在两国的传承、传播正是一个明证。

  (该文已经发表于《文化遗产》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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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望夫”型传说是一种习惯性称法,其实该类型传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并不一定都是夫妻,有时也可能是一对恋人。

  [②](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③]《中华民族故事大系·彝族·壮族·布依族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④]黄业初:《广西民间文学作品精选·武宣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刘沛盛:《广西民间文学作品精选·柳州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钟敬文:《中国的地方传说》,见《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⑦]程蔷:《中国民间传说》,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⑧]陈建宪:《中国民俗通志》(上),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148页。

  [⑨]杨旦云:《民间“望夫化石”传说故事的成因》,《文教资料》2006年11月号中旬刊。

  [⑩]张芸:《“望夫石”传说古今流考》,《民俗研究》2007年第4期。

  [11]孙逊、郑克孟、陈益源:《.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12]过伟、王光荣:《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3]过伟、王光荣:《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季羡林:《漫谈比较文学史》,《书林》1 9 8 0年第1期。

  [15]叶春生:《民俗学丛书》(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87页。

  [16]过伟、王光荣:《越南传说故事与民俗风情》,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7]叶春生:《民俗学丛书》(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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