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祝悲剧的性质
──兼与苏力教授商榷
陈金文
内容摘要：本人不赞同苏力教授在研究梁祝悲剧时通过考究梁祝年龄寻找根源的做法，也不赞同其梁祝悲剧与“包办婚姻”制度无关的观点。本人以为，梁祝悲剧的根源在于主人公的性格，在于封建礼教与“包办婚姻”制度，在于不能由人类自主的人生命运。梁祝悲剧的反封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能说其不具有“追求婚姻自由”的意义。
关键词：梁祝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命运悲剧
《梁祝》传说流传时间之久、传播范围之广、流传方式之多、影响之大，在我国文化史上都堪称奇迹，因此，它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民俗学运动兴起不久，著名学者钱南扬就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搜集该传说，后来把所得材料集合起来付印，出版了《祝英台故事集》[①]；同时撰写了研究论文《梁祝故事叙论》[②]；他还曾辑录出版了《梁祝戏剧辑存》[③]，钱氏可谓学术界在梁祝文化整理与研究方面著力最勤之人。钱氏之后，《梁祝》传说的研究者更是多不可数，尤其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因不少地方都想拿梁祝文化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梁祝》传说的研究也就更加热闹起来，电视、报纸都不断报道相关新闻，学界人士也都纷纷撰文发表关于有关梁祝文化的高见，民俗学界知名学者如刘魁立[④]、刘锡诚[⑤]等都曾先后发表过有关方面的研究论文。一时之间新见迭出，众说纷呈。这些新见有些对我们很有启发，具有指导或借鉴意义，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属于牵强附会之说，值得商榷，如苏力教授的《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从梁祝的悲剧说起》[⑥]一文，其关于《梁祝》传说悲剧性质的认识本人就不敢苟同。
苏力教授以明代戏剧《同窗记》为据解读梁祝传说，以为从这一戏剧的原本来看，祝家与马家同为员外之家，并无高攀之嫌，当梁山伯来求亲时，祝员外也没有阻碍两人相见；再就迎娶途中允许祝英台祭奠梁山伯这一点来看，马家也是相当仁义的，剧本中并没任何地方表现出马家仗势欺人；另，从全剧看无论祝英台或梁山伯都不反对包办婚姻的程序或制度，他们都力求通过这种程序来实现自己的婚姻理想，两人虽然完全具备 “把生米做成熟饭”的条件，但是，祝英台一定要回家等着梁山伯来提亲，仅仅因为梁山伯的意外病逝，祝英台才悲痛交加，决意殉情。就此，苏力认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与“包办婚姻”都不是梁祝悲剧的主要因素，梁祝传说所具有的追求婚姻自由的主题实际上是近、现代知识分子对梁祝故事重新解读而得出的。
既然“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与“包办婚姻”都不是梁祝悲剧的主要因素，那么，梁祝悲剧的根源究竟何在呢?对此苏力教授另有高见，他认为，从古代的婚龄与戏剧故事本身的细节来推算，梁祝悲剧发生时，“他们两人最多也只是青少年，大约14-16岁之间，甚至可能更为年轻”，而梁祝相遇时的年龄“大约在11-12岁上下”。苏力教授认为这正是梁祝“同窗三载”，甚至“同床共睡”，梁山伯却没有察觉到祝英台是个女孩子的原因。他说，“这就意味着祝英台尚未发育，至少尚未完全发育，否则，无论其形体、动作和说话声音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就很难在同异性的非常亲近的交往中完全掩饰过去。”至于梁山伯“则可能更不成熟，甚至可能还没有开始发育，未进入青春期，因此，梁山伯才没有表现出在青年男子身上通常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对于异性的敏感和好奇。即使梁山伯偶尔察觉了祝英台的行为异常，祝英台也可以用几句话掩饰过去。”至此，苏力教授认为：“只有将两人的年龄定在这一时期，对他们之间三年同窗、结脚而眠且坐怀不乱的纯洁关系才可能做出一种常人可以理解的解释。”此外，苏力教授还认为，“从祝英台为梁山伯殉情来看，这一般只可能是纯情、刚烈的青春少女，而不可能是年龄更为成熟也更多参悟了人生成熟女子的行为。”
苏力教授在经过上述分析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梁祝二人的“年龄问题”对于“梁祝爱情的悲剧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苏力教授把梁祝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归之于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二人的“年龄”。
苏力教授的这篇文章发生了很大影响，譬如某高校教师就曾发文盛赞苏力的这篇文章，论文说：“从苏力教授对梁祝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苏力教授对于文本的路径，即提出挑战传统观点的思想，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还不忘将其提高到一般法理学范畴。这就是苏力，这就是苏力的方法论，这就是苏力的思想路径”[⑦]；《比较法研究》期刊编辑给苏力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提按》中也对该文给予了不吝笔墨的赞美，以为苏力教授的这篇文章：“有旁人不具有的敏感和深度，能于平常之事中发现问题，能于无声处闻佳音”；另，《文汇读书周报》也以《梁祝悲剧原因‘包办说’遭质疑》为题以相当篇幅介绍了苏力教授的这篇文章[⑧]。苏力教授对于自己的这篇文章也甚为得意，先后在哈佛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发表了与之相关的演讲。
尽管苏力教授的这篇文章得到了这么多人的赞美，其观点在社会上发生了如此大的轰动效应，但本人对他的这篇学术论文并不看好。诚如《比较法研究》期刊编辑给苏力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提按》所说：“‘梁祝’这一千古流传的爱情悲剧究竟悲在何处?作者以独到的方法、独特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判断。”的确，苏力教授审视梁祝悲剧的方法是独到的，视角是独特的，就此而言，苏力教授的学术创新意识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苏力教授的这篇论文纰漏之处也很多，实在也算不上一篇上乘的研究论文，譬如，他一方面认为梁祝悲剧并不在于“包办婚姻”，并不反映“婚姻自由”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如果没有梁祝的悲剧，人们就不会认识到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的弱点和局限，就无法看到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一方面以为“剧本不是历史，角色不是实际人物，因此，我们且没有必要细致考证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准确年龄”，另一方面却又肯定地说，“这个年龄问题对于梁祝爱情的悲剧具有重要意义”，仅就以上两点，大家就可看出苏力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的逻辑混乱与自相矛盾是多么显而易见!
确如前述诸君所说，苏力教授的《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从梁祝的悲剧说起》一文对梁祝悲剧的审视视角是独特的，但是，笔者以为，无论其视角如何独特，既然是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展开的研究，其研究都应该建立在对文本正确解读的基础上，譬如，我们没谁会反对从法理学的视角去研究《水浒传》，从中去探讨封建社会法纪的松弛，官场的腐败，秩序的混乱，但如果谁从法理学的角度把梁山好汉定义为“杀人犯”、“抢劫犯”、“盗墓贼”等一群无视社会秩序的暴民与罪犯，他的研究就不能算是成功的，他的观点也大概不会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同样，我们也没谁反对苏力教授从法理学的角度去研究梁祝悲剧，但我们却不能同意苏力教授对梁祝悲剧的解读。
如前所述，苏力教授的这篇文章谬误之处甚多，笔者因兴趣点与苏力教授不同，在本文中不打算对这篇论文中的谬误一一反驳，而仅就本人作为一位民间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梁祝悲剧的性质问题与之商榷，以就教于苏力教授。
本人以为，苏力教授把梁祝悲剧归因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年龄是错误的。诚如苏力本人所说：“剧本不是历史，角色不是实际人物，因此，我们且没有必要细致考证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准确年龄。”本人以为苏力教授通过考察封建时代的婚姻制度及琢磨《同窗记》中梁祝故事的细节推断梁祝二人的年龄，进而寻找梁祝悲剧的根源，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十分荒唐的。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对于虚拟的艺术世界是不能用日常生活的事理去揣测的，梁祝悲剧来自于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传说具有传奇性，对于传奇性故事则尤其不能以日常生活的事理去解读，没有人去考究牛郎披着牛皮升空是否符合飞行原理，也不会有人去探讨孟姜女哭倒长城有多大可能。就此，本人以为，苏力教授把梁祝“同窗三载”，甚至“同床共睡”，梁山伯却没有察觉到祝英台是个女孩子的原因归结为“祝英台尚未发育，至少尚未完全发育”，或“梁山伯则可能更不成熟，甚至可能还没有开始发育，未进入青春期”，这是把文学的虚构当成了实际的生活事件，以考据学的眼光对待传奇故事；至于苏力教授把祝英台为梁山伯殉情看作是因其年少尚未“成熟”或“更多参悟”“人生”，本人则以为也是同样不值一辩，如果按苏力教授的逻辑，孟姜女大概也应是年幼不通世故的少女，否则，也就不会有千里寻夫的“冲动”，更不会因秦始皇的逼亲而以身殉情，不仅不会如此，或许还会顺水推舟地做了秦始皇的皇妃，以赢得一生享乐，满门富贵。
众所周知，在叙事文学中故事情节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刻划，服务于主题思想的表达，就此，我们认为，无论是梁祝戏剧，还是梁祝传说，其中梁山伯的不辨雌雄，以至近乎木讷，都是为了刻划梁山伯“志诚君子”[⑨]的形象；而祝英台为梁山伯殉情，则主要是要表现祝英台对爱情的忠诚与专一，故事的主题是歌颂两人纯真无邪的爱情及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就是说，故事当中人物的行为或情节的安排，都要服从于刻划人物性格和表现主题的需要。梁山伯对异性反映是迟钝还是敏感，祝英台是以身殉情还是从命另嫁，都是由两人的性格决定的，与两人的年龄无关。就此而言，梁祝悲剧是性格悲剧，两人的性格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梁山伯的憨厚质朴及在求学过程中的心无旁骛，使他不能洞察祝英台的女性身份，因而错过了与祝英台缔结良缘的大好时机；而祝英台对爱情的执着专一则造成了她以身殉情的人生结局。
本人既不赞成苏力教授梁祝悲剧是由两人“年龄”造成的说法，同时，也不赞成他所说的“包办婚姻”不是造成梁祝悲剧的原因的观点。本人以为封建礼教及婚姻包办制度与梁祝悲剧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大有关联，是造成梁祝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试想，如果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祝英台外出读书就无须女扮男装，即使为了安全或其他方面的原因女扮男装，在最后两人告别时也大可放心坦言自己的女性身份；如果没有“包办婚姻”制度，梁祝也就无从像苏力教授所说的那样，遵循“包办婚姻”的制度和程序，祝英台一定要回家等着梁山伯来提亲，那也就有了苏力教授所说的两人把“把生米做成熟饭”的可能，而且也不会有太为严重的后果；如果没有“包办婚姻”制度，祝员外也就不会自作主张，不经女儿同意，就把女儿与马家的婚事一口答应下来，而马文才也就不会一心要娶一个与自己并无交往的女子为妻，总之，如果没有封建礼教与“婚姻包办”制度，梁祝悲剧就无由发生。就此，本人以为梁祝悲剧不仅是性格悲剧，也是社会悲剧，是封建礼教与“婚姻包办”制度所造成的恶果，而从这一方面来讲，梁祝悲剧的反封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能说其不具有“追求婚姻自由”的意义。
关于梁祝婚姻悲剧的性质，还有一点是苏力教授所没有谈到的。本人以为梁祝悲剧是性格造成的悲剧或由封建礼教与“婚姻包办”制度所造成的悲剧，但又不完全如此。性格造成悲剧，需要一定的情景；“婚姻包办”也并不一定就造成悲剧，封建时代也有个别“先结婚，后恋爱”，逐渐达到理想婚姻状态的幸运男女。就梁祝悲剧来看，一向被认为是恶势力的祝员外和马文才，也并不必然就是悲剧的制造者，诚如苏力教授所言：并没看出祝家对马家有高攀之嫌，梁山伯来访，祝员外也没有阻碍他与祝英台相见；而且，马家还允许祝英台在迎娶途中祭奠梁山伯，剧本中确实没任何表现马家仗势欺人的地方。确实，放到古代社会的背景中去看，无论是苏力教授所本的以梁祝传说为题材的明代戏剧，还是今天人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梁祝悲剧，祝员外与马文才都看不出是十恶不赦的封建恶势力，而是表现得相当开通。试想，如果不是梁祝这两个宁折不弯的青年男女走到了一起；如果不是梁山伯下山赴约迟缓误期；如果马家能晚几天来祝家提亲，这场婚姻悲剧不也就不会发生了吗?从这个角度讲，梁祝悲剧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就此，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场命运悲剧(正如俄狄蒲斯的弑父娶母，来自冥冥之中的天意?)。当然，如果这些“如果”成真，也就没有了梁祝悲剧，也就没有了可以作为中华民族集体骄傲的梁祝文化。
综上所述，本人不赞同苏力教授在研究梁祝悲剧时通过考究梁祝年龄寻找根源的做法，也不赞同其梁祝悲剧与“包办婚姻”制度无关的观点。本人以为，梁祝悲剧的根源在于主人公的性格，在于封建礼教与“包办婚姻”制度，在于不能由人类自主的人生命运。总之，梁祝悲剧内蕴丰富，具有多重悲剧性质，正因如此，它才撼人心肺，感人至深；也正因如此，它才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批判力量，以及启发一代代人对于社会、人生与命运的思考。悲剧是艺术的典范，梁祝悲剧是中华民族集体打造的文化经典，它将万古常青，具有永恒的生命和不朽的意义。
最后，本人还要表达对苏力教授的歉意。一般而言，苏力教授是学界名流，名声远播于海外，岂是属于庸驽愚钝之列的我辈所能及，而本人之所以敢于放胆与苏力教授一辩者，实是因本人是一个民间文学研究者，由于所从事的专业方面的原因，自以为在梁祝文化的研究方面还有一点发言权，故才斗胆敷衍出这样一篇文字，至于苏力教授的睿智与渊博，本人则是实在不敢有半点怀疑。故文中若有唐突之处，万望苏力教授的宽容与海涵，本人则不胜感激!
[参考文献]
[1]钱南扬.祝英台故事集[M]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1930.
[2]钱南扬.梁祝故事叙论[J].民俗学周刊，1930年2月，第93、94、95期合刊.
[3]钱南扬.梁祝戏剧辑存[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6.
[4]刘魁立.梁祝传说漫议[J].民间文化论坛，2006，(1).
[5]刘锡诚.梁祝的嬗变与文化传播[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1).
[6]苏力.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从梁祝的悲剧说起[J].比较法研究，2003，(2).
[7]邱志强.法律与文学的语境观──读《苏力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有感[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9).
[8]梁祝悲剧原因“包办说”遭质疑.文汇读书周报[N].2002.4.12.
[9] 郑亦桥.梁山伯祝英台墓碑出土记略[J].文物，1957，(9).
[①] 钱南扬：《祝英台故事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1930年5月。
[②] 钱南扬：《梁祝故事叙论》，中山大学《民俗学周刊》第93、94、95期合刊，1930年2月。
[③] 钱南扬：《梁祝戏剧辑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6。
[④] 刘魁立：《梁祝传说漫议》，《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
[⑤] 刘锡诚：《梁祝的嬗变与文化传播》，《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⑥] 苏力：《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从梁祝的悲剧说起》，《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2期。
[⑦] 邱志强：《法律与文学的语境观──读<苏力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有感》，《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9)。
[⑧] 《梁祝悲剧原因“包办说”遭质疑》，《文汇读书周报》2002.4.12。
[⑨] 郑亦桥：《梁山伯祝英台墓碑出土记略》，《文物》1957年第9期。
(此文发表于《鲁东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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