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2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进程中，有三个词语围绕着“市场经济”这个最热门的词语迅速升温，也成为相当热门的耳熟能详的词语，它们是：一“文化”、二“生态”、三“保护”。随着新世纪的开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开展和纵深发展，这三个词语的概念及其文化内涵很快集结连缀起来，形成一个更富于文化战略深刻含义的语词。这个鼓动人心的词组“文化生态保护”首先鲜明地纳入到国家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确定十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目标，对全国各地的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于是近三年来，许多省区争建本省文化生态保护区和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热潮已经快速掀起，闽南、徽州、热贡、羌族四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立，象山、湘西、梅州等地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筹建和申报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实例。
但是，毋庸讳言，当下我国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还存在着一些难点问题或疑点问题有待解决。其中建立保护区的基本思路和观念还没有厘清，基本模式还没有确定，这些就成为问题的关键。目前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思路与模式有以下几种可供论证和研讨。
第一个实例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它所在的泉州、漳州、厦门三地，是闽台同胞的主要祖籍地，也是闽南文化的原生发祥地和固有保护地。
闽台文化一脉相承、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福建省数百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有接近半数项与台湾有着紧密关系，有许多至今仍在台湾岛广为流行传播。其中在闽南一带盛行的梨园戏与闽中地区的莆仙戏，素有“宋元古南戏遗响”的美称，弥足珍贵，在台湾也拥有大量的观众。歌仔戏既是福建的五大地方剧种之一，也是台湾的主要地方剧种，它发端于闽南，成形于台湾，返流入闽南，至今盛行两岸，成为闽台文化同根、同源的鲜活见证。闽南文化至今仍然展示着其多样而独特的风貌，方言中保留了古汉语音韵词汇；艺术方面有唐宋音乐遗响南音、宋元戏曲活化石梨园戏、傀儡戏等；工艺建筑有造船、制瓷、制茶、手工艺以及闽南民居、寺庙等。保护试验区成立后，闽台对渡文化节、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节、海峡两岸民间文化艺术节、海峡两岸三平祖师文化旅游节、漳台族谱对接和民俗展览等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既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展示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对促进两岸同胞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维护祖国的和平和民族的共同利益，具有其他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 保护试验区内众多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一大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物质文化遗产。相互依存，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充分展示了闽南文化的多样性、完整性和独特性。使大量活态传承的遗产得以原形态地保存在其所属区域环境中，使之成为‘活态文化’，这标志着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已经进入整体、活态保护的新阶段。
第二个实例是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验区。它的范围包括安徽黄山市现属的三区四县、宣城市的绩溪县、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这是我国第二个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它包括了古代徽州的“一府六县”，是徽商的祖籍地和徽州文化的发祥地。建设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徽州文化遗产和从地域文化深入挖掘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徽州文化底蕴深厚，它的全面崛起始于北宋后期，明清两代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徽州区域文化，被学界确证在全国独领风骚约800年之久。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形成了独特的流派和风格，包括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剧、徽商、徽派建筑、徽菜、徽州茶道、徽州方言等。安徽省《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通过专家评审论证，标志着徽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整体、动态保护的新阶段。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将会建成一个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依存，并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文化生态区域。徽州文化历来被认为是我国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化之一，无论在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层面，都有着深厚的底蕴和杰出的创造。但是，徽州地区的文化生态环境也遭受过“文革”历史的劫难、又受近年经济告诉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应该坚持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传承发展为基本方针，特别要把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强力实施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认定，完善基础设施，全面挖掘整理并重现徽州特有的民俗文化活动和深入拓展海内外文化交流，使文化遗产在良好的环境中得到保护和传承。牢牢掌握并尊重徽州文化独具的发展规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多样性，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三个实例是：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我国第三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青海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正式设立，这标志着由热贡艺术、同仁古城、热贡六月会、於菟以及藏戏等文化形态构成的热贡文化进入了整体性保护的轨道。设立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文化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对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建设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保持文化多样性、文化生态空间完整性、文化资源丰富性、抢救保护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手段，青海省将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积极探索传承有序、保障有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保护机制，为地方民族经济和社会进步做贡献。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的隆务河流域即热贡地区，走出了一代代大批从事民间佛教绘塑艺术的艺人，足迹遍及青海、西藏、甘肃、内蒙古等地，从艺人员之多、技艺之精妙，都是其他地区少见的。同仁地区在藏语中被称为“热贡”，因此这些艺术也被统称为“热贡艺术”，至今已有500年的历史。热贡艺术融合了汉、藏、土、回、蒙古、撒拉等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其中，唐卡、雕塑、堆绣、剪纸、壁画、藏戏等项目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艺术价值。热贡地区的土族於菟、黄南藏戏、热贡艺术、热贡六月会、泽库和日寺石刻技艺等项目入选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热贡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表现形式，已与生于青海高原、长于黄河流域的热贡人民的农牧生活密不可分，从而形成了热贡地区独特的文化生态。
第四个实例是：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初步重建方案》中明确规定，保护区重建要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和不同的地区习俗界限，整合羌区的羌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持羌族原有的建筑风貌、民风民俗、祭祀礼仪，体现羌族文化的原生态环境和地质结构特点。 在灾后总体重建方案中，体现出对羌族的民族文化特质和象征符号的充分运用；把家园的恢复重建与羌族文化保护、传承、抢救和重建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将方案向社会公布，择优选用。重建方案突出强调对羌文化原生态的保护。根据专家的论证和建议，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包括羌族主要聚居区茂县、汶川、理县、北川羌族自治县，以及毗邻的松潘县、平武县、黑水县，陕西省宁强县、略阳县在内。坚持以抢救、保护、重建、利用、发展为基本原则。同时将羌族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特有的人文环境、自然生态、建筑、民俗、服饰、文学、艺术、语言、传统工艺以及相关实物、文字、图片、音像资料等作为重要保护内容。保护区实施的保护特别突出羌族地区的重点和特点，如汶川的释比文化、羌绣、黄泥雕；北川的大禹文化，理县的石雕民居建筑、蒲溪羌族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等。要利用现代数字化技术手段，抓好羌族文化资料的抢救和保存；做好羌族文化数据库建设以及羌族数字文化空间的建设；充分关注重环境，大力营造浓郁的羌文化氛围。在保护的同时注重建立羌族地区文化旅游特色产业集群，形成灾区恢复重建新的增长点。
以上四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立的思路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那是因为申报省区对这四个区域范围内“文化生态”的概念、定义及其历史与现状，有着比较清晰而全面的认识，并能作出准确的评估和定位，也因此初步确定了他们四个各具特色的文化保护区模式。在他们的保护纲要或规划方案中，分别对闽南文化生态、徽州文化生态、热贡文化生态与羌族文化生态那些千百年来代代传承的深厚积层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品类分布，做了比较科学的论证，采取了相应的有效的对策，从而显示了他们悉心建立保护区的目的和手段的正确性。这是他们取得申报成功的关键。在随后提出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地区中也有类似的可喜表现。
但是，毋庸讳言，当前还有一些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基本思路有这样或那样的偏颇，确定保护区的模式也不甚恰当，值得认真思考。
1、对“文化生态”的概念认识不清导致的思路不清、模式不定。简单地说：文化生态大体上指的是多样性的以原真性活态传承为主的文化综合整体。也可以简单解释为以大大小小、多种多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的文化整体。“生态”在这里是从生态学的自然生态概念借用到文化范畴来的，比喻文化就像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共生在同一个大自然环境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解释是指文化（主要是活态文化）资源丰富，保存相对完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经过科学规划和论证而划定的多样性文化环境的区域。在这里自然环境的保护当然是重要前提。那些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文物遭到严重损毁、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殆尽的地区，空喊打造文化生态保护区显然是徒劳的。
2、以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名义，打造文化生态旅游区；或者说把原来的旅游区拿来准备申报文化生态保护区，其目的不是整体保护文化遗产，而是以开发旅游、追逐经济利润为目的，甚至不惜使用仿古编俗、伪造景点的手段，谎称文化生态，混淆视听。
3、甚至有的宣称：学习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打海峡两岸政治牌的经验，以革命斗争、抗日战争等历史遗迹的开发利用作为“先进文化生态保护”的主题，准备打造文化生态保护区。
以上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在决策层的主管领导人和同级的专家论证组那里得到有效解决。有关媒体也应当对此做好正面的宣传。
与此同时，在对许多地区的考察中还发现了一些和上述问题相似的一般性问题，亟待全面解决：
一是对于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认识普遍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有明显的看重眼前功利目的的认识和偏见，应当努力把思路重点提高到广大民众对文化生态长远保护、继承和发展的全面需求和高度自觉上来。而不是建立保护区就是为了让外地人来参观旅游。文化生态保护区不等于文化旅游区。
二是文化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合理关系还没有解决好，当前各地领导层过多强调开发和利用，很少关注保护，甚至还有些人公开叫喊“开发利用是最好的保护”之类的口号，进行误导。其结果必然会因为不当开发或过度开发而造成严重后果。生产性方式保护的理论与方法有必要加强宣传和培训。
三是保护规划的细则和措施还远远不够细致入微，不够具体，难以落实，有待完善。
四是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独具特色的各类模式和保护区划的内部具体分布和联系还不够清晰，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和论证，并采取有效措施，使之更加明确，符合实际。（2009年5月13日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