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越民俗编织的一幅“壮锦”——《壮族风情录》鉴赏

笔者初识壮族是在1949年夏季的北京。一次在相别十四年的七外祖父家饮茶时，我发现茶几上铺着一方色彩绚丽，构图别致，民族风格独特的台布。这台布的精湛工艺和它所展现的民族情调吸引着我，至今还留存着深刻的印象。那时，外祖母亲切地讲起这块用“壮锦”做成的台布的来历，说是抗战时期在川滇时，一位壮族好友赠送的。当时，外祖父还讲起宋代侬智高和明代韦银豹领导壮族人民起义的历史故事，使我对壮族有了一点点了解，并由此产生了对壮族人民的敬佩。

1953年秋，还是在北京，受业于钟敬文教授门下做研究生时，老师介绍过壮族歌仙刘三姐的传说和有关史料，于是进一步了解到壮歌也是用“欢”和“比”的经纬编织成的一幅有声有色的“壮锦”。

1984年春应新华社之约为墨西哥《至上报》撰写比较民俗学文章《“灰姑娘”故事在中国》时，从当代著名的壮族民间文艺家蓝鸿恩先生那里得到珍贵的壮族的“灰姑娘”型故事《达架与达伦》和关于《叶限》的考证资料。那时，又觉得壮族的民间故事遗产同样是用动人的形象和情节编织成的一幅神奇变幻的“壮锦”。

1986年3月，应邀参加了在南宁举行的中国芬兰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及中芬联合在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民俗考察，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利用开会前的一周时间，应广西师范学院之约，在中文系做了民族民俗学的讲学。这期间，过伟先生畅谈了他们编辑出版民间文艺、民俗学系列图书的计划，也说到了《壮族风情录》一书；但是，当时只谈了一些零散的和周围民族相比较的民俗；又因为身不由己，无法对壮俗做详细考察。1992年春，过伟和黄全安、黄革、陈多三位壮族学者把厚厚的书稿邮寄过来，当时，又因连续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未能集中时间坐下来精读，直至五月中，沈城槐花正开、柳絮初飘时节，终于静下来读这部《壮族风情录》稿了。

      从开始阅读待客、做客的礼俗篇章起，我便似乎被带到了壮乡，仿佛我己听到了考问我的“关门歌”和迎接我入室的“开门歌”；更像尝到了醇香的陈年“酒爱”，心旷神怡。我还好像用壮语唱起了问路山歌，受到壮族同胞的热情回答。在农村我似乎很快就“认老庚”交上了知己。在田垌间，我仿佛已经在一阵笑声中“吃”了壮家青年妇女插秧时的一顿“李果”，身上被洒满了泥浆，求得了福兆；又仿佛在剪谷时节参加了田垌里的歌圩对歌。秋冬之交，我似乎也随猎人放鹰隼去捉肥鹌鹑；或到柳江“扯滩”钓鱼去了。当读到节日饮食的篇章时，品类多样的肉食和棕粑、早已令人开胃；那各种风味的糯饭和佐餐的酸肉就更诱人滴涎了。从书稿中，我仿佛亲身参加了别具风情的古老婚礼、诞生小儿礼和丧葬礼。参加了十分有趣的“蚂 节”葬“蚂 公”、“蚂   婆”的典礼；再参加祝贺添丁的“丁酒节”；农历二月初二过“晒布节”；三月三赶会期，纪念刘三姐欢度歌节，在歌棚中听歌海涛声。谷雨采茶节，又随青年男女背篓进山摘春茶。四月初八，再隆重祭祀“牛王诞”；过了五月节后，六月六过“开青节”，又称“辛酸苦辣节”，当日尝新过“小年”，又称“尝新节”。过“七月七”“乞巧节”，再过七月十五的“擂背节”，尝食新米，男女游艺社交，这时又过祭祖的“中元节”。中秋一过，九月九壮家夜晚送火神，欢度“黑火节”。十月稻谷将熟再尝新。进入腊月，迎接春节大年。在节日和仪礼中，实行着传统的民间禁忌，做着各种自由奔放的民间游艺。新正赛铜鼓，闹年锣，唱壮戏，把壮乡风俗几乎都展现无遗；读罢这本风情实录，才真正感受到壮族民俗风貌确实是一幅多彩多姿的最动人、最美丽的壮锦。

1600多万人口的壮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9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其他分布在云南、广东、贵州、湖南、四川等省。壮族先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距今2200年前，属于百越系统的西瓯、骆越族群。秦汉时期，汉王朝势力在广西壮族先民栖息地虽然设郡统治，但是却不得不尊重当地民族传统民俗，采取了“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宽松政策，使这里的壮族先民社会民俗获得很大发展。到了唐代初年，百越大姓兴旺起来，民族内部阶级矛盾加剧。随着唐王朝对岭南的剥削和统治，民族间矛盾也尖锐起来。唐代天宝十五年，暴发了桂西黄峒壮族先民各部落的起义，持续长达百余年。壮族先民们始终保持着本民族古老的传统民俗，汲取着汉族文化中的精华，发展自己。宋代，被称作“ 布”的古“壮锦”成为南北名产；生产生活习俗的民族特色更加鲜明了。宋、元、明、清各朝，壮族人民坚决反抗统治和压迫，先有侬智高及韦银豹父子，后有太平天国的骨干名将萧朝贵、韦昌挥、林凤祥、李开芳、谭绍光，以及李文彩、黄鼎凤、李锦贵、吴凌云的大起义，直到帝制灭亡，辛亥革命暴发，壮族的先驱者为维护本民族及周围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生存和利益，献出了数以几十万计的生命。1921年起，韦拔群带领革命青年在东兰建立了农民武装，开展了斗争，为壮族人民的解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位革命先驱者一直坚持按照壮族传统民俗，用“勒脚歌”进行斗争宣传工作，至今留下了宝贵的壮歌遗产，在东兰、巴马、凤山人民中传诵。

壮族独具的民族特色早在古崖壁画和铜鼓上留下了鲜明的标记，成为古民族文化史上的珍品，举世闻名。壮族的民歌，以“欢”、“加”、“西”、“比”、“伦”等多种体裁形式世代传承，在“歌圩”风俗中得到发展，应当被认定是古代百越风俗的杰出代表。歌会，在我国东南、西南地区各兄弟民族中是常见的盛会，它们当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壮族的“歌圩”了。有些地区，壮语称“歌圩”为“窝墩”、“窝岩”，是“出岩洞到野外集会”的含义，由来很古。特别是在桂西的左、右江一带，盛况冠江南。宋以来的文献、笔记中多有记载，三月三的歌节尤享盛名。通过山歌唱和，青年男女自择婚配的古俗，得以健康发展，与内地中原封建礼教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陋俗，绝然相异。

围绕着男女两性生活的古俗，展现了壮族人民追求自由幸福的许多幅生动的风情画卷。从很古以来伴随歌会要举行抛五色彩球、碰彩蛋等社交娱乐活动。男女社交自由的百越古俗，突出地表现在“不落夫家”的婚姻习俗中。这是古越人从妻居母系氏族社会婚俗的延续和转变的残余。这种古俗在壮族中实行了很长历史时期，直至今日还有遗存。“不落夫家”是结婚礼后新娘不在丈夫家居住，返回娘家长住若干年的习俗。夫家每逢农忙、节日、喜庆日，暂时接妻至夫家小住几日，再送返娘家，有的长住娘家多达十几年。在娘家长住期间可以继续参加社交活动。这种风俗极少受到汉族封建礼俗的污染，保证了男女双方婚前婚后社交活动的平等自由。这种“不落夫家”形式固然在变异；但是社交自由的古风，却一直跨越过封建婚制，与新时代的婚姻自由衔接了起来，成为新时代精神文明的健康内容。

古越民俗在壮族民俗信仰方面也有明显的遗痕。崇拜雷神的大自然信仰，是先于崇拜天神的原始信仰，这在南方的壮侗语族的原始宗教中表现十分突出。在雷神话中，铜鼓原是雷王女神的神器，六边铸有六只青蛙形象，青蛙是雷神之子。在壮族古代神话《布洛陀和姆六甲》中，关于铜鼓来历的雷王神话和祭青蛙神的古信仰传承，都是古越民族在发展原始农业过程中形成的。“蚂拐节”及人们传唱的“蚂拐歌”，都还保留着浓郁的古代雷神崇拜的神秘色彩。壮族人民在为祭青蛙举行“蚂拐公、“蚂拐婆”的隆重葬礼中，祝祷风调雨顺，人寿年丰，表达了人类最崇高的心愿。“蚂拐”（“虫另”合字读音guai）是壮族对青蛙的俗称，青蛙属雷神神格，蛙鼓噪声被认为是向它的母神报信乞雨。雷王，在壮语中称“图把”，壮文为duzbyaj，“把”为“伯娘”的意思，系女姓神，足证由来于古越族母系氏族时期；然而，一直流传至今，从神话到传说，再到民间生活习俗，无处不有以雷为代表的大自然信仰的遗痕。

    一个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仍然能不断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自身健康有力的民族特色，以巨人的生命力和色彩斑斓的万花筒形式，立于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显著地位，确实是十分可贵的，令人尊敬的。人口以千万计的壮族兄弟正是这样的民族。只要读了这部《壮族风情录》，一定会加深这种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