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异常奇特的大时代。我们的影像充满了大时代的各种视觉奇观。
而小日子，这个习以为常延续了几千年的平常生活事实，如果被格外注意了，无论是否定还是强调，一般都不是好事。比如66年，折腾的是"大革命"，万众一体，人是广场方阵的一员；比如58年，鼓吹的是"大跃进"，砸锅献铁，人是集体食堂的一员。"过小日子"，和"一大二公"的公有化、集体化不协调，和"斗私批修"的革命化、军事化不搭调，所以成为落后、保守、目光短浅，甚至反动的代名词。
时间再远一点，太平天国时代，家庭消解，男女分营居住，很多东西都可以"共"有。小日子私生活在"天国"的美丽新世界幻境中灰飞烟灭。空间再远一点，纳粹帝国，则连生娃娃的事都由国家管起来。政策支持纯种党卫队（又译精卫队）军官实行多妻制，鼓励优秀少女献身于他们。各地设立公共育婴堂和青少年集训营，成批培养种族血缘优良的帝国精英。《纽伦堡法》（习称"种族法"）立法禁止有缺陷者生育，并顺理成章发展到把他们认为劣等的种族消灭。
这些都是曾经让亿万人民热血沸腾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大时代大历史。
到一切尘埃落定，亿万人民才发现，那些被"大"起来的东西，多半是大人物忽悠起来的"愿景"--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愿景。人民推动的"大时代"，没有被许诺为"主人"的老百姓做主的位置，只有"公仆"恣意妄为地在代表你拍板和花钱；人民创造的"大历史"，没有作为"动力"的普通人只言片语，只有帝王将相愿意公之于众的事迹。所以，亿万人民再次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什么都是浮云，只有小日子才是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于是，"高大全红光亮"式的光辉形象，慢慢沉淀为人与土地的朴实故事；衣食住行、吃喝拉撒、谈恋爱生娃娃，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世俗琐事，也悄然成为"人本"摄影的主体。通过一些杰出的前辈摄影家的镜头，我们重新拾回老百姓的生活事实。在朱宪民的黄河百姓身上，我们看到"中原味"很浓的乡土中国；阮义中的台湾略带怀旧思绪，他拍摄的故人乡情成为人与土地的象征；长年在边地三四线小城游走的吴家林，镜头中的日常生活恬淡而幽默，人们随遇而安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而那些由"顽友"在革命缝隙中偷乐的另类留影，如今也成为人性常情复归的亲切记忆。
现在据说又是一个大时代，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大时代。极端化的政治控制似乎不再那么大张旗鼓，惹人注目的是资本迅速增殖的力量。城市化进程日新月异地膨胀出一个又一个巨型大都市，高速公路、动车、磁悬浮列车飞快建设，大城市挤满急急忙忙的车流人流。群众的眼球被分秒必争的广告、电视、网络争夺。高科技创造的奇迹让非常变为日常，超市摆满速食品或用激素催生的速鸡快猪膨胀瓜，连廿一日（昔）才能酿造（酉）的老陈醋之类家常用品，都变成用化学制剂快速勾兑出来的东西。到处是速成的勾兑：权和钱勾兑，一代和二代勾兑，没有老爸找干爹勾兑，所以连慈善事业都可以被"慈善机构"勾兑了。
于是，用血汗钱菜篮子钱辛辛苦苦推动经济发展的纳税人，再再次发现，怎么连小日子都不属于自己，过不踏实，也成为浮云了！
"小日子"由此又被"注意"了。注意的原因是，在大时代大城市里忙忙碌碌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缺了最基本的东西--日常的幸福。人们怀念没有添加剂的油盐酱醋茶，怀念慢悠悠人看慢悠悠戏的小城生活，甚至怀念大革命时代粗茶谈饭的平均主义。有条件的人在花盆里种菜，阳台上养鸡，或是假日带个相机到大理绍兴汨罗之类地方，吃几碗"原生态"的农家乐饭菜，发一阵老宅旧桥故人的呆，用相机带回一点怀旧的影像。
无地种菜无家可归无钱旅游或无脸见人无事怀念而且活着无趣的只好跳楼（这是高楼林立的大城市唯一方便而且不用付费的地方）：因为失地跳楼，因为拆迁跳楼，因为股市跳楼，因为贪污跳楼，因为压力大跳楼，什么不因为也跳楼--就像富士康农民工二代的13连跳，至今说不清原因，只好把责任归到风水，老板请老道法师之类来弄些玄机。但有个小细节似乎很少人注意：据说为了标准化高效率，不把时间花在那些乡土社会市井生活的闲杂小事上，工人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洗衣做饭闲聊这样的"小日子"，工厂什么都帮考虑了。这种机械化的精确和"周到"，使我们想起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想起"泰勒制"下极端规范化、数量化和最优化的"科学"管理把人异化为机器的非人特色。农民工二代多少受过些教育，起码也通过电视"看到"了外面的大世界。他们原是奔大城市大时代去的，不想却成为拧在流水线逼仄空间中的螺丝钉，重复着另外一种同样一眼就可以看到头的生活。
为了反抗这种非人的"现代性"，无数小城故事被重新演绎，"回到原点"重新成为时尚，各式酷行头潮装备的发烧友挤满三四线城市的街头，噼里啪啦摄入一些滥情的记忆。他们或许不明白或许装作没看见，在那些以小日子慢生活为基本生活方式的小城古镇，人们羡慕带卫生间和电梯的瓷砖楼房，羡慕满世界飘来飘去的摄影家或人类学家。年轻人纷纷南下打工或北漂做艺术家，想象"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作为古镇灵魂的原住民及其活态文化，其实已经被无孔不入的商家用钱挤走。精明的商人把文化风干为标本，然后批发或零售出去，让那些匆匆忙忙的过客消费片刻的小日子慢生活，然后再匆匆忙忙回到他们诅咒的都市文明中，把一些民俗风的标本或影像当作在星巴克下洋酒喝咖啡的谈资。他们拍摄的小日子，只是影像，没有故事。
这种怀旧已经呈现病象。
和当年列维-斯特劳斯抱着对现代文明的失望，去原始部落寻找失落的"天堂"一样，中国的摄影家能否在三四线城市或乡村找到那个伊甸园？我们已知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没有找到，他写了《忧郁的热带》，[1]诉说对那个即将消失的伊甸园的学术惆怅。他也拍照，拍回了一些在荒野裸体而眠的伊甸园景观。但后来在另外一位同行者同时同地的照片上，我们才明白大师眼中的伊甸园，其实是经由他的取景框裁剪和建构的结果，几步外就是另外的事实。[2]而另外一位以田野考察为人类学学科标识的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他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里，人们看到作者对土著那些小日子异文化兴致勃勃事无巨细的浪漫化描述。而在他的日记中，却记录着他对当地人当地文化的种种不适，充满抱怨和挫败感。[3]这种两面性，几乎要让以"进入他者世界"为生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和摄影家抓狂。
我们从来不是任何大时代的主角，甚至也不是"他者世界"那些小日子的当事人。我们只是这一切的局外人，隔着镜头或种种学术框架在窥视，然后留下一些经过我们主观建构的影像。
但我们无须因此沮丧。摄影，或者做人类学、史学、文学艺术等等，其实和照镜子一样。我们进入他者的世界，是期望通过他者反观自我；我们进入时间的隧道，是期望以史为鉴，映照我们的现在的身影。当人学会了容纳他者，自己的天地也就宽了。从意义层面讲，非主流的小传统，是弥补大时代大历史单线叙事之不足的民间叙事；从操作层面谈，小人物的小日子，近在你我身边，容易融入，或者就是你我生活的一部分。相对而言，这里还没有成为权力控制的地带，离我们更近，离人性也更近。人们在谈论"他者的我性"或"自我的他性"[4]的时候，已经明白这个世界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现实。在那些关于家乡，关于土地，关于身边小日子的影像里，拍摄者变成隐者，悄无声息居住在那里，慢慢地感知着和呈现着取景框内外的一切。这个时候，老百姓小日子的影像故事，就悄然浮现了。从晚清、民国时期百姓的寻常日子（周海婴《民国百姓小日子》），到贾樟柯顾长卫式小镇青年的非常故事，从跨省的国道（骆丹《中国318国道》），到自足的集市（叶高兴《集市》），我们惊讶地看到一种恒常性，一种构成我们历史和生活的基本事实。它们和时代论坛新闻频道上那些遥远、冷漠而多变的影像是多么不同，你可以感到它们的现实存在，甚至几乎可以触摸到土地上尚有体温的身影。那些日常的笑容，那些猝不及防的吻，那些朴素的家，甚至那些最普通不过的零碎家当（马宏杰《家当》），它们从来没有像博物馆玻璃柜中的陈列物那样被人关注被人拍摄过，但它们是小日子里的见证，上面留下了人和岁月的痕迹。它们和我们贴身相伴一生，我们却从来没有注意它们。现在经由摄影家的手将它们郑重托出，不免翛然触动了内心某处隐秘的记忆。
就是这些小日子小器物，构成我们生命的基础。
[1]（法）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2]1994年，列维-斯特劳斯出版了他的摄影画册（Lévi-Strauss Claude,Saudades do Brasil, Paris, Plon. 1994），2001年，他当年的巴西助理卡斯特罗也出版了类似的画册（De Luiz, Castro Faria.Another look,Rio de Janeiro, Ouro sobre Azul. 2001）。但两相比较，人们发现这些同时同地拍摄的照片具有许多根本性的差异。列维－斯特劳斯透过取景框看到的，是一种即将消失的伊甸园式乐土。那里没有楼房，没有现代文明的污染，人们在荒原里赤身裸体，无忧无虑，过着极其简单、本真的生活。但在卡斯特罗·里亚的照片里，我们却看到"荒原"中的建筑，"野地"边的家。也就是说，卡斯特罗.里亚把列维－斯特劳斯刻意避开的木棚、栅栏、柱子、房屋、村落甚至电线杆等拍进去了。这一"穿帮"行为表面看只是各自拍摄角度、构图取景略有不同，但其实反映了局外人和局内人观看立场的不同。
[3]（英）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马林诺斯基的遗孀在他去世后出版了他的田野笔记《一部地地道道的日记》，几乎颠覆了人们对人类学的信任。
[4]刘新：2005《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系谱》，常姝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