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供奉的敌人（五尺道述古16）

唐天宝年间，唐朝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和大将李宓先后率大军二十万众两度征伐南诏，结果全军覆没。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天宝之战”。连著名诗人李白和杜甫，也为此事大动感情：“……借问此为何，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李白《古风》）……“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杜甫《新丰折臂翁》）如今，万人冢早被新兴的城市所包围。但直到现在，闹市中的万人冢遗址周围几百米内仍荒败不堪。当地人说那里阴气太重，不敢住，有点房子，也都廉价租给了来打工的外地人。

而在不远处山脚的“将军洞”，大唐的败军之将李宓，却又成了当地本主庙里供奉的神灵！在每月的许多日子里，“将军洞”都挤满了人，主要是当地的白族和彝族，偶尔也见来自东南亚的人，脸上抹了泥土样的斑纹白粉，虔诚地奉上自己的香烛。有一白族老妇抱只大红公鸡来还愿，问她供谁，她说：“供我们的大将军。”我问，这不是唐朝时来打南诏国死在这儿的李宓么，为什么还供他？老人宽和地笑道：“民族团结嘛！他保佑我们，也保佑你们，大家都好！”南诏大理人的兼容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那个夏日，当我和石宝山石窟“阁逻凤出巡”和“异牟寻议政”窟龛中那些安详的雕像默默对视时，大约彼此都在揣测对方的心思。我想了解的问题很多，比如：在今天这个交通和通讯发达的时代，人与人尚不大容易相互理解，地处偏僻大山中的南诏人，是怎样同各色人等和各路神佛交往的？当世人为谁是真神谁是正宗争得天昏地暗时，这里的人为何却把陌生人甚至敌人奉为“本主”？这两位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南诏王阁逻风和异牟寻更有将唐朝俘虏郑回请来师拜为相（清平官）的举动。做了清平官的汉人俘虏此刻正坐在旁边（能与王者同坐的只有密僧和清平官），参与着王国的最高决策；而做为异牟寻之师的他，甚至曾享有挞责王子王孙的特权。当我站在他们的造像前，虽然往昔那段生动的历史只凝固在石化的一个瞬间，虽然肉身早已不存，但我知道，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籍着信仰和艺术，已经活在民间了。

图3－50：剑川石宝山石窟“异牟寻议政”，旁边戴文官帽的即清平官。

南诏人自古善战，然而并不好战。虽然有个别南诏王如世隆也曾像不少帝王一样，热衷于标立铁柱，大搞形象工程，大做拓土封疆的大国之梦而东征西战，南掠北虏，但这种“自杀性的军事行为”（汤因比语），所失比所得更多——“兵出无宁岁，诸闰更仇忿，屡覆众，国耗虚”（《新唐书·南蛮传》）。掠来的外财也大不抵内财的损耗，更重要的是一旦人疲于战，国民无志，内财不生，内气不足，万事俱休。所以，好战的世隆一死（公元877年），南诏的战事立刻偃旗息鼓，转而“求和亲”’（公元878年），“致书于唐”（公元897年），绘梵化故事（公元898年），铸雨铜观音（公元900年）等等。其后政权变更，新的执政者更是频频出台安国抚民的措施。此后的350年中，再无主动侵扰邻邦的举动，至大理国时更甚。史书记录在案的国家大事，多为“铸佛万尊”’（公元909年，937年）、“退位为僧”（公元945年、1026年、1041年等）、“求婚南汉”（公元924年），以及通使、会盟、贩马、买书以至报丧、吊祭、朝贺、进贡、报聘、求匠、送僧等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活动。通观南诏、大理国500余年的历史，除公元829年一877年间因权臣王嵯颠好战以及南诏第十一代王世隆自封皇帝与唐绝交而四处攻掠之外，总体上是以和为立邦之本。虽然有时不得已将来犯者打得全军覆没，却并不希望以战相交，仇仇相报。情恳意切的南诏“德化碑”’以及历史上南诏、大理国主动与各方和盟的记录，均反映了这种以和为本、重文轻武的文化精神。

大唐天宝战士冢”（俗称“万人冢”）中古老的鬼魂，
一千年后仍在骚扰得大理人心神不定，
除了无知的孩子，很少有谁愿在这儿久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