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为传火一枝薪

愿为传火一枝薪

                       ——从我笔记本中的“钟敬文先生谈话录"说起

柯 杨

   20世纪50年代我上大学中文系时，因喜欢民间文学，就曾读过敬文师的著作和文章，但真正受教于先生门下，使我在学术上有所觉悟和进步，则始于我受命在北师大进修，参与《民间文学概论》编写的1979年，屈指算来，已有22年之久了。在这22年中，不论是参与两部教材的编写，参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甘肃卷》的编纂和讨论，多次参加民俗学科的学术会议以及同学长们一道趋宅问安和求教，都是我聆听教诲的大好机会，每次都有不小的收获。最近，我翻检自己的访学笔记，在“钟敬文先生谈话录”的总标题下，先后记录了一百多条先生在治学方面的经验之谈，其中既有学理的阐发，又有方法的启迪。虽然，我的记录每条文字并不多，却都是在获得顿悟的前提下的笔录，现在重温一遍，仍感到这许多片言只语，道出了先生的治学精神，能使我终生受用。这里，我拈出其中的若干条，并从我个人理解的角度稍加阐释，或可略见这位大师的学术思路和治学风范。

   其一，治学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要有“度”的把握。先生常言：“你们所写的文章，绝对化的词语过多，或‘全称肯定’，或‘全称否定’，不喜欢留有余地，这不好。对事物的性质做出判断，乃是一项科学性极强的工作，甚至它本身就是一种科学，容不得半点主观随意性。”在这段话中，先生所批评的，不只是行文词语的绝对化——偏激、过头、把话说得太满等等，更重要的是批评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科学态度的欠缺。先生针对我们论文中引文不够准确(不是字句错误，而是理解有偏颇)的现象时，明确指出：“一切理论，都是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不例外。过去我们那种不认真研究，只习惯于引用或套公式的态度是不好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它的科学价值，也不可不知道它在应用上的一定界限。”与此有关的另一段话是：“神话能说是浪漫主义的吗?说它是浪漫的，或者说它是幻想的产物还差不多，加上一个‘浪漫主义’就不那么准确了，就如同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戴了一顶过大或过小的帽子一样。类似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在我们的研究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标签主义，应当改正、防止。”即使是对自己十分热爱的民间文学，先生也总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曾说：“对民间文学的歌颂应有个限度。没有限度就没有科学。科学总是要有范围、概念和质的规定性。”先生的这些言论，都要求治学者应树立严肃、缜密的科学态度，是对普遍存在的不良学风所敲的警钟。正如他一再强调的那样：“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树立良好的学风，许多结论必须建立在对材料的客观分析上，不能只靠推论，更不能发空论。”

   其二，在学术研究上，不能迷信权威，要敢于质疑；不能盲从前人的论点，要敢于创新。钟先生说：“对任何人，在学术观点上不应当迷信、盲从，也不应一概否定。高尔基、鲁迅这些人，有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有些就不是，过分吹捧，不见得有那种必要。”他还说：“在学术研究上，一方面要精细，不能粗枝大叶，一锅煮。另方面，对前人的见解也不要盲从，要解放思想，敢于质疑。”“一个领袖人物的话或书信中的某一句，可以作为研究他的思想的一个方面的材料，但却不能作为教条去信奉，更不能作为政策去推行。”通观这些话语，都揭示了在学术研究中不怀疑不能见真理的深刻道理。于是我联想：所谓大师，原来就是一批思路始终在未知领域内艰苦探索的人。这种人，不以单纯继承前人成果为满足，而总是在探寻创新之路，总是在试图解决人们尚未解决的问题。一切学问，研究到后来越做越深，越接近于未知领域的高寒区，就越需要生命力的燃烧，需要智慧与热情融为一体，需要胆量。质疑，就是要保持思想的活跃，头脑中始终要有问题意识。不善于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在学业上就很难有大的进展。所以说，迷信权威易使思想凝固，盲从已有结论则会影响创造力的发挥。

   其三，学术研究要注意边缘地区，也要注意从模糊带发现可研究的课题。德国物理学家M．普朗克在其《世界物理图景的统一性》中写道：“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性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这话是很深刻的，已被许多学科的发展所证实。我国现当代文史学界大师们，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赵元任、钱钟书等，由于他们对古今、中外、文理的会通，都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生面。学术的边缘区和模糊带，乃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它受制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而不是研究对象本身。边缘有可能变为中心，模糊经过科学研究可以变为清晰，这大约也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对此，敬文师曾有过深入的思考。他说：“任何学科都有一些边缘的课题。在民间文学中，象谜语、歇后语、绰号、一部分具有特殊用途的谚语等就是。”他还说：“学术总是向前发展的，因此，任何定义都是不完全的，任何原则都有例外。所以，我们不能用例外来证明原则，只能通过对一个个例外的切实研究来丰富、发展或修正原则。”这些谈话，对我们深入进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世上的一切热门，都是从冷门变来的，克服“常态”和积习的思路对我们思维的限制，敢探索别人忽略了的或未曾深入涉及的领域，必将促进学术的进展。

   其四，在学术研究上，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进行知识的更新和认识的深化。敬文师最令我敬重和佩服的，就是他那虚怀若谷的高尚品格和不断深化、拓展自己学术见解的奋进精抻。他作为一位大师级的知名学者，可谓著作等身，影响深远，声誉满全球，弟子遍华夏。然而，他从不以大师自居，更没有某些学者的傲气。他不但从世界民俗学发展最前沿的高度来看待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不断总结经验，检讨存在的疏漏和不足，而且经常与来访的国际同行、学者就一些深层学术问题交换意见，甚至与自己的学生一道展开讨论。尤其是近年来，他的思路大都集中在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学科的问题上，真可谓夙夜匪懈，殚思极虑。他说：“在民间文学界，没有什么专家，包括我在内。如果说是一个有成就的人，也只不过是在民间文学领域内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上有过深入的研究而已。不研究，没有深入了解，就谈不上是专家。当年，有一个研究生向王国维问了三个问题，回答都是‘弗晓得!’这倒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所问的问题，都是他未曾深入研究过的。”他还说：“我所写的《五四时期的歌谣学运动》一文，只注意到了民主与科学的特点，完全忽视了反帝的民族主义的性质。其原因有二：一是未从《歌谣周刊》上见到一首反帝歌谣；二是从这一点出发，十分缺乏想象力，未能从当时总的形势上去考虑。这也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研究法，应当引以为戒。”他在会见日本学者大林太良时半开玩笑地说：“你的神话学是原子弹，我的则是红缨枪。”大林太良先生听了哈哈大笑，坚决否认这一点，并对钟老的谦逊态度大加赞扬。敬文师在1985年的一次会议上插话说：“我的一个高足说我的民俗学是30年代的，他的是80年代的。从积极方面说，我也应当警惕这一点!”以上这些谈话，无不反映出先生在学术上的谦逊态度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的确，知识与学问的历史，就是在先生与学生、教书与读书之间延续的。正如东晋僧人慧远在其《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中所言：“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而薪火相传的途径则是多种多样的，记录先生具有真知灼见的片言只语，反复咀嚼与消化，深切体味并履行，犹如当年孔门弟子所录孔夫子言论被汇编成《论语》一样，恐怕仍然是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的。

   其实，如果我们认真回顾一下自己学习、阅读、听讲、钻研的历程，就会发现，一门课，一部书，一次学术讲演等等，决不是句句都那么重要，真正的精华，即所谓“发前人所未发”的创造性见解是有限的，只要将它们紧紧抓住不放，并从中得到顿悟，就应当说是有收获的。这种脱离了原先体系的片断思想，同另外一类极其精彩，但尚未形成体系、甚至尚未形成文章的片断思想，其价值乃是完全相等的。不论零散的还是系统的，也不论其长短或繁简，关键在于它的质量，亦即给我们的启发具有怎样的深度与广度。只要善于捕捉先生能够把我们引到深处的言论和思想，并身体力行之，就可以说是师承有道了。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1941年在他题为《大学一解》的文章中写道：“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我这条民俗学界的小鱼，就是随从敬文师在学海中畅游而成长起来的，而我所记录的先生的言论，正是濡染观摩所得到的部分收获。

   最近，先生身体欠安，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当代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问题，令我们分外感动。他不久前写了一首题为《拟百岁自省》的七律，分赠给诸弟子以表心声，不但表达了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博大胸怀，而且对后来者寄予殷切的期望。其词曰：“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百年。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宏思遐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未了，发挥知有后来贤。”细读这首诗，怎不令人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感动之余，写就七律一首，以贺吾师百岁寿辰之将临。诗曰：

   百岁园丁尚未闲，壮心驰骋越崇山。

   拜师惟我愚直甚，问道无人不笑颜。

   屡藉长鲸游大海，曾扶藜杖迈雄关。

 喜知爝火传薪众， 桃李煌煌满宇寰！

（本文原载2001年12月31日出版的《民间文化·祝贺钟敬文百岁华诞学术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