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空明是何处 老夫真欲住仇池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12-25 10:48:04 / 个人分类:我的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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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空明是何处,老夫真欲住仇池!’’

——陇南山歌集《仇池风》序

柯杨

        仇池山,在甘肃省东南部陇南市西和县境内,其主峰海拔1793,因当地有人文初祖伏羲氏出生在这儿的传说,故称伏羲崖。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武都白马氐族部落首领杨腾之子杨驹建仇池国于此,以“百顷”为号,经三国、晋、宋、齐、梁、陈、魏、周、隋等朝,传十八代,易三十三主,建立过五个氐族小国,统治甘、陕、川六郡十八县达386年之久。西和县境曾出土两颗爵封印,其上文字一曰“晋归义氐王”,一曰“晋归义羌侯”。这是因为晋惠帝时,氐羌部落在齐万年率领下举行起义,失败后归降,故印章上才有“归义”字样。我之所以在这篇序言的开头先写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说明仇池山及其周围一大片地方,在历史上也曾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这对其地方性民间传统文化的形成,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

       仇池山为陇上名胜,山峦滴翠,风景秀美,其“峰、泉、云、洞、石”堪称五绝,有伏羲仙崖、石勺奇潭、小有天、神鱼洞等诸多景点,是一个休闲旅游、回归自然的好去处。唐代杰出诗人杜甫当年游历仇池山后写诗赞道:“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人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宋代文豪苏东坡因得到一座形态优美的仇池石而大喜,不但把自己的一册散文小品佳作题名为《仇池笔记》,还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点空明是何处?老夫真欲住仇池”的佳句。由此可见,仇池山乃是历代文人们心向往之的地方。不过,我之所以垂青这块土地,却是因为它有着极为丰富的民间传统文化矿藏的缘故。比如,这里长期流传着全国最精彩、最完整的《春官歌》、《锣鼓草》和《建房吉话》;延续着别处早已失传了的女孩子们的传统节日“巧娘娘节”(即农历七月七日的乞巧节)。当我认真阅读了杨克栋先生搜集整理的《仇池风一一陇南山歌》的打印稿之后,我对这块热土上的普通劳动者的所思、所想、所愿、所求以及他们的艺术才华,有了更加具体的感受和认知。对杨先生热爱乡土文化,倾毕生精力,抢救和保存了如此丰富多彩的传统山歌的执著之情,产生了发自内心的钦佩和敬意。

        通观《仇池风》全书,可以看出,其中绝大部分篇幅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情歌,全面反映了当地农民对幸福美满婚姻的追求和向往。其中所展示的有关容貌之美、相识之喜、离别之悲,思念之苦、欢聚之乐、人性之善等传统情歌共有的主题单元,无不生动地表现出浓郁的地域风情和个性特色,能给读者和研究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其历史积淀之深厚,涉及生活面之广阔,表达爱情方式之独特,采用比喻之生动形象,方言词语之丰富多彩等等,都为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文艺学、语言学家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和可资借鉴的素材。

   我个人作为一个民俗文化的研究者,对这部山歌集价值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它是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特点的历史记录,可说是一幅民俗风情画的长卷。从歌词的许多比兴句的内容可以看出,当地农民长期以来,除了辛勤耕作于田野之外,还经常外出当麦客、当脚夫、挖药材、打工、做小买卖以补家用。比如“陕西坝里麦子黄,提把镰刀赶麦场”、“陕西坝里麦没了,赶到千阳陇州了”、“陕西赶场的麦客哥,麦场里见我的人来没?"“百五的背子棕绳绳捆,脖子背长脚背肿”、“尖角背篼双皮,小哥哥兰州背石炭”、“想背背子下四川,家里有个心不甘”、“小哥走了中坝场,下去时麻黄上来糖”、“刨玄参上了薤韭山”等句子,都反映了出外谋生的场景,不但能使读者对当地农民过去谋生的方方面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且对他们的流动范围主要在四川、陕西和甘肃东部一带也会留下较深的印象。人们所熟悉的“花儿”《下四川》调,正产生在这一地区。再比如,当我们阅读了“青丝帕子高纂纂,大襟衣裳花锁边”、“银耳坠子吊着呢,绣花裙子套着呢”、“红缎裹肚儿铜钮子,绣花鞋儿高底子”、“黄铜罐儿银盖子、醋红膝裤绿带子”等句子,一个清未民初穿着传统服装的女性形象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种种服饰特色的描述,在正规的文献中是很少被记录下来的。还有“砸麻纺线做衣裳”(麻衫)、“为打草鞋割马莲”(草鞋)、“桦木轮子榆木辕”(木车)、“大河坝里的双轮磨”(水磨)、“火盆抬在热炕上,烧茶罐罐我熬(方音an)上”(待客习俗)、“凤凰落到凤凰台,阿伯子(新郎的哥哥)抱妹下轿来”、“才黑子闹房闹得凶,贤妹娃浑身掐了个青”(婚俗)等等,无不展现出当地古老的民俗风情,必然成为有关专家们求之不得的可贵资料。

       其次,这部山歌集中收录了不少表述民歌功能的好作品,这对我们了解广大劳动者创作山歌的因由,以及认识山歌的社会意义,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唱过渴了唱饿哩,唱我心中的难过哩”、“天下白雨河起浪,一有难过就想唱”、“娘娘庙里响磬哩,我唱我的心病哩”、“唱山歌不为图热闹,单单为的解心焦’’等句子,说明唱山歌有舒心解郁的功效;“唱过穿了唱戴哩,唱我心上的畅快哩”、“没唱穿,没唱戴,一唱心中一畅快”、“牛娃吃了波拢菜,人不唱歌老得快”、“唱一声,连一声,老汉家越唱越年轻”等句子,则说明唱山歌不但是释放欢快情绪的一种手段,甚至还具有“延年益寿”的功能哩。再如“山歌世下人听的,山歌度化人心的”、“城隍爷庙里还愿哩,唱着山歌行善哩’’、“花花纸儿糊亮窗,山歌唱哩恶不作”等句子,则表达出了山歌的教化作用。至于“山歌本是缠花咒,趁着年轻唱个够”、“唱一声,又一声,为了给我心上的听”,则更是情歌的本意所在,是年轻人向自己心上人表情达意的重要方式。庄稼收成的好坏,决定着农民们一年的生活水平,因此,“麻油倒到黑瓮里,要唱风调雨顺哩”、“大暑一过立秋哩,要唱五谷丰收哩”等句子,也就成为农民们所思所愿的必然表现。

        第三,《仇池风》山歌集的出版,为花儿研究家们开拓了新的领域。过去,花儿研究家们只注意到那些有花儿会的地方,虽然知道西和、礼县等陇南山区有花儿流传,但始终未能作为重点予以关注。当我阅读了这本山歌集之后,认识有了深化,见解有了转变。我觉得除了“河湟花儿”、“洮岷花儿”之外,还应增加“陇南花儿”这个新的研究对象。我之所以把陇南山歌称为“花儿”,理由有三:一是歌词中将女性也多称“花儿”、“牡丹”,如“花儿爱我年纪小,我爱花儿长得好”,“虽然牡丹不搭言,天天看着解眼馋”,“灵芝草,草灵芝,把花儿交在对门子”,“云遮热头风儿怪,刮得牡丹心凉快”等等。二是许多唱词与“洮岷花儿”几乎完全一样,如“红心柳的一张杈,黑头发缠成白头发”,“鸡蛋换了红线了,唱山歌有了陪伴了”,“有心给你唱一阵,嗓子涩着唱不成”,“唱了一声不唱了,何人把你阻挡了?”“女子洗锅抹灶哩,儿子骑马带孝哩”,“说了一声去的话,眼泪就放袖子擦”,“贤妹娃担的乌木桶,人品压了十三省”,“莲花山的水帘洞,贤妹娃样样世得俊”等等,这类歌词,我在康乐、临潭、岷县一带采风时都曾大量采录过。三是陇南山歌也是情歌所占比例最大,称其为“花儿”,看来是可以的。但是,我为什么不将它归入“洮岷花儿”呢?除了地域不同的原因之外,陇南山歌的唱腔与洮岷花儿有不同,它大约有十几种曲调,比“洮岷花儿”的曲调要丰富得多,且当地人不唱《莲花山令》和《阿欧令》。另外,陇南山歌的章句结构以两句一首为主,有点象陕北“信天游’’和内蒙“爬山调”,不同于“洮岷花儿”三句一首的基本句式。所以,我主张将陇南山歌纳入花儿研究的大视野中,与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并列,甚至可以称为“仇池花儿”,以突出地方特色。我希望当地的文化官员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进一步重视民间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并组织力量,付诸实施。也希望当地的文化人和专家、学者们不但要全面、大量抢救和保存一切有价值的口头文化遗产,还应当大力开展理论研究,使更多的人认识陇南山区民间文化的乡土特色和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只有你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我要衷心地感谢杨克栋先生,他为搜集陇南山歌辛苦了四十年,为我们保存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文化记忆,为甘肃优秀民间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最后,还要说说我为什么要借用苏轼的两句诗来作为这篇小序的题目。“空明”一词本意是“通明透彻”的意思,或指天色,或指湖水。我把“空”引申为“空灵”(飘逸灵秀,来去无痕),把“明”引申为“通俗明白,如同说话”。于是,“空明”一词就成为形容陇南山歌特征的最佳词汇了。再说,我已年近古稀,用“老夫真欲住仇池”这句诗来表达我对陇南民间文化之乡的向往之情,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是为序。

        (本文载杨克栋《仇池风——陇南山歌》,作家出版社,2004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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