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光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系统性思考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系统性思考

———重评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

艾光辉

原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4期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发布日期：2011-11-06  

 

　　摘 要： 关纪新与朝戈金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一部很有分量的著述，它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定位、少数民族作家与文学的身份界定、少数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双语创作、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文化批判意识与多元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深入探讨。 以当下视野重新审视并延展其理论思考，对于强化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构的持续性大有助益。

　　关键词： 《多重选择的世界》; 理论建构; 当下审视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2010)04-0102-05

　　如果说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边缘性学科，或许会被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但如果仅从关注度视角考察，其边缘性现状却不用置疑。 在早已因拥挤而使研究资源呈现匮乏之态的文学研究界，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构却一直是一块有点冷清的园地，以至于今天当我们盘点理论成果时，两位少数民族学者关纪新(满族)和朝戈金(蒙古族)15 年前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1995 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仍然处于学科前沿位置。 著名的少数民族文学学者刘魁立先生曾对它作过这样的评价：“过去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评价、评述较多而理论观照不足，至于这方面的专著则更是少见。 这部书稿在理论层次和系统化方面，都较我以前所接触的文章与书籍，有很大的提高，对于今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研究无疑具有开路的作用。 ”[1]可惜，在它开路之后，后续的建设似乎并未跟上。

　　一

　　《多重选择的世界》的作者均是具有跨文化知识结构优势的学者，他们既精通汉族文学，又谙熟少数民族文学， 因而能够在比较视野中准确把握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差异性与互补性。 他们认为：汉族由于农耕文化成熟较早，因而作家文学成熟较快，相应地也过早结束了民间文学的生长期; 而民族文学则相反，由于生产力发展速度缓慢，民间文学得到充分发育，但又因此迟滞了作家文学的生长。 这种差异性恰好构成了民汉文学互补性的基础。

　　尽管民间文学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 但由于它承载着过多的文化及其他功能， 因而与作家文学相比，它在审美意义上毕竟属于一个较低的层次。 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只有当它实现了从混合型文化状态突围，不断弱化其实用功能，凸出审美功能的时候，作家文学方能产生并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那么，当代中国部分少数民族文学由民间口头形态向作家书面形态过渡的动因是什么? 他们的分析是：社会转制带来生产力的解放，连锁带动民族教育的大发展，因而促进了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 这些见解无疑是很精辟的，但还应考虑到在新的社会制度下， 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背景下，各民族文化以空前的速度与力度走向整合，主流文学对民族文学的影响力空前强化，前所未有的民族间的互动，推动了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 当然，各民族文学在相互吸收之外， 亦存在或显性或隐性的竞争。 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而言，既是发展的障碍，又是立足的基础;既是一种制约，又是一种优势。考察民族文学的发展，绕不开民汉文学复杂关系。 他们没有回避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同时又指出，建国后，政府实施的“民族文化保护主义策略” 及汉族文学和一些作家文学发展较为充分的民族对后进民族的文学帮扶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他们并没有忽略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同时，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相区别的显著标志就是表现不同的民族特质。这种民族特质具体表现在：状写各民族社会现实和历史的生活内容、各民族人物的心理结构和思想方式、民族的审美眼光和独到的艺术表现。 他们进而认为：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借以存在和发展的“三个基本支撑点”：民族特质、时代观念和艺术追求。

　　二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在自然科学中，必须界定清楚概念之后，方可进入问题的讨论; 而在人文学科研究中常见的情形则是，对概念的界定人们尚未有共识，而讨论已经热热闹闹地展开了。 少数民族文学并非一个新近崛起的学科，但对于这个学科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如何科学界定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学，却一直是一个莫衷一是的难题。 通常人们用以界定民族作家与文学的尺度，不外乎作者族属、作品的民族生活内容、作品使用的民族语言文字等，但该书作者注意到，任何一种界定都难以周全，都不可避免地引起质疑。 他们认为， 区分作家和文学民族属性的主要依据和界碑，不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也不是“民族题材和民族风格”，而是“广义的文化的集团特点”; 如果没有特定的文化特征，“即使具有某民族血统，也不能说其创作一定就属于该民族。 ”[1]基于这一观点，他们不认为玛拉沁夫和李準的小说属于蒙古族文学，这与许多学者的观点迥异。 显然，他们秉持一种较为严格的文化标尺。 他们所言说的文化，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人们‘内感的’社会意识……;二、这种社会意识在行为和行动中的表现;三、‘物体化的’活动结果(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1]他们强调要关注民族文化形态，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对内起着民族一体化的作用，对外发挥着民族区分的功能。 ”但是，民族文化形态具有复杂性，因而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时间空间系统中进行具体的把握”[1]。

　　如何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与分析民族文学呢?《多重选择的世界》 给出了一个很有启示性的总体思路：“大致说来，分析应该沿着这样一个走向：一、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固定下来的’作品的综合面貌)的民族特性;二、体现在全部文学活动过程中(如创作过程和欣赏活动等)的民族特性;三、投射在文学创作中的全部社会意识 (特别是美学意识)中的民族特性。 ”[1]实际上，要确认作家作为一个公民的民族身份相对较为容易，即使多血统作家，其民族身份的确定也仅仅是作家本人的一个选择问题;但是要确定一个作家的创作的民族身份则要困难得多，因为在评判标准上人们很难取得共识。 该书的作者或许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在他们强调文化特质的标准之后， 马上又补充声明：“界定民族文学的尺度，也应该是基本原则与多样性的统一。 ”[1]这不能理解为论者对自己论断缺乏自信的表现，而应视为论者对民族文学界定问题复杂性的充分认知，体现了对在批评实践中放宽界定民族文学尺度的包容态度，表明他们坚持理论的明确严谨与实际操作的适度模糊灵活的统一。 这种学术立场凸现了研究者的学术睿智与豁达。

　　三

　　在少数民族文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如何处理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 是一个必须严肃面对的话题。 这个话题展开的起点是如何认识民族文化的来源问题。 他们认同民族文化多源说，认为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一个完整体系， 包含了该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全部信息; 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一旦形成，就必将影响该民族文化的演进。 他们认为不能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进行简单的比较， 并作出孰高孰低的判断。 一个民族文化的价值，不能通过与其它民族的比较来衡定，而只能以本民族是否“够用”来判断。 任何一种“够用”的民族文化体系，总有某些优长，而这正是各民族文化需要互相借鉴学习的理由。他们还认为：具有“……立足于本民族特质文化之上的族别文学建构意识，”[1]是民族作家在创作上获得成功的要素之一。 但问题是，有意识地凸现民族文化特征，是为了强调民族的主体性，还是为了迎合别族受众的文化猎奇心理? 这二者之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那些为了自我名声和利益的增值，以恶性消费的态度使用本民族文化资源的创作活动， 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实际上并无增益。

　　他们意识到， 随着各民族交流的日益频繁及融合度的日益提高， 民族文化的外在表象及精神内核都可能在渐变中日益模糊起来， 因而寻找民族文化的原生形态及价值本源就成为作家们一项重要使命，因为守护文化是作家的天职。 而“寻根”的结果之一，就是强化了作家创作与民间文学的精神纽带。 他们发现一个现象：“……有些具有本民族书面文学首创性的作家， 本人过去就是民间文化及民间文学的传承人。 ”因而“民间文学的内容、形式，直到审美取势、价值观念，都会很自然地被引进到书面文学作品中，以恪守和表现民族文学的传统血脉。 ”[1]同时，他们又观察到另一个现实：1990 年代以后，“由于出身、成长的环境和学习、修养条件在不断地变异，民族作家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也越来越趋于多样。 ”[1]并具体地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本源派生———文化自律”型。 这一类作家是真正的本民族文化的 “产儿”，“往往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自恋’倾向，常常习惯于以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价值尺码，去衡量和评估本民族社会乃至他民族社会的各种客观事物。 ”[1]但是这种文化的“自恋”，必然伴随着开放性文化眼光的缺失以及创作的现代性的贫乏， 其知识结构往往过于单一，结果是给了他们文化优势的民间文学遗产，同时也成为了他们实现更高突破的羁绊。

　　第二种类型是“借腹怀胎———认祖归宗”型，指那些接受过系统的汉文化哺育走上创作道路，后又回归民族文化传统的作家。 他们的创作无明显的文化“自恋”倾向，反而表现出对民族文化的辩证态度。

　　第三种类型是“游离本源———文化他附”型。 这类作家没有接受过民族文化的系统影响，而具有浓厚的他民族(主要是汉民族)文化气质。

　　四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提速，各民族间的融合也呈现出加速度的发展态势，于是，双语作家、双语创作也成为日益重要的文学现象。 该书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 他们认为，两种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双语”作家，即操双语但用母语写作或操双语但用非母语写作的作家，他们是双语公民而非双语作家，只有那些同时用母语和非母语创作的作家才是双语作家[1]。 他们进而深入分析了双语作家出现的原因：一是统一的社会政治机体中文化的趋同性;二是对扩大文学受众的期待，激发了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创作的积极性;三是汉语创作能够有效避免跨语言传播的障碍，更易获得主流批评界的重视与认可，从而获得更大的声誉;四是相当数量的双语作家是通过汉语开始接触文学作品，并最终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这往往成为他们选择汉语作为艺术思维与表达工具的第一推力。 这些分析自然都是颇为精到的，当然某些方面的思考似乎还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 如关于文化的趋同性问题。诚然，随着各民族社会生活的一体化与交往的频度和深度的不断强化， 文学的同质化是大势所趋;但同时，怎样更好地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还有，文学走向同一性的自然进程与人为地对民族文化差异性的抹平是两个不应该混淆的问题[1]。

　　他们认为，“双语现象，说到底是一种对于环境变异的适应结果，因而具有历史合理性。 既然生成双语作家的现实土壤依然存在，既然掌握双语对作家的思维机制具有良性的作用，” 我们就应当对其前景抱持乐观。 但同时，他们又指出：“……双语现象作为一种适应性变异(进步)，它的积极意义同样是相对的。 ”[1]不能认为双语写作是民族作家和民族文学发展的唯一道路，使用民族语文从事创作同样是民族作家重要的文化责任。 过分强调双语创作，可能加速民族基本语的丧失，其后果是导致民族意识的反弹，这一点已经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一定印证， 正如论者所言：“民族意识的复苏和回归，是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那些文化面貌深刻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和改变的民族中，这种现象更突出和引人注目。 ”[1]他们指出了少数民族文化中存在的一种二律背反现象：“从一般的情况看，使用母语的部分在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上确实好于那些已完全不具备母语知识的人们，不过对本民族文化有精深了解的，倒往往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在城镇中生活着的知识阶层的人们，而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又往往具备较好的汉语知识。 ”[1]一个主要以母语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人，一般天然地倾向于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与继承，因为语言把他的精神生活限定在了传统文化中;但一个较好掌握汉语(或其他非母语语言)的人，由于拥有了不同的文化参照系统，从而能够使他更客观、更清醒、更深刻地反思自己民族的文化，但其结果却又可能导致他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疏离。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 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难题，论者虽然没有给出圆满的答案(或许根本没有圆满的答案)，但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已表现出了他们的学术胆识与思考深度。

　　五

　　改革开放以来， 古老的中国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它正在由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在这一个进程中，每个民族都面临文化上的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冲突， 少数民族自然也不例外。

　　在该书作者划分的三个类型的少数民族作家中，他们认为具有较强民族文化批判意识的是第二类作家。 因为“由于有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参照系统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他们也就较为从容地获得了一种主动地去比较、分析和选择的优势，可以在这样的优势地位上建构自己交汇型的文化价值观。 ”“他们知道本民族以外的世界其它文明已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也知道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已经并且还要带给自己民族的是什么样的危机。 ”[1]于是，他们肩负着民族与时代的使命走上了启蒙主义的文学道路。

　　他们指出：民族文化一个共性的弊病就是强调群体意识高于一切，否定超越其之上的个性要求及个体创造精神， 因而这就成为文化反思的一个焦点。 而“在扬弃民族宗教文化的问题上，要比批判本民族其他传统文化成分时审慎得多。 ”[1]如何认识宗教文化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他们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少数民族作家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部分作家意欲站到时代的高度，重新发掘民族与宗教在文化上取得亲和的内在意蕴，揭示宗教精神在诸如民族凝聚与存活等重大历史课业中的积极影响，并进一步找寻宗教传统与现代人类文明之间的契合点，探讨本民族在恪守原有宗教精神内核的同时打造先进民族心灵框架的现实可能。 ”“而另外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则在创作中较多地注入自己对民族宗教文化现状的忧思与自审。 他们多用沉重的笔调去反映本民族因长久笃信宗教而诱发的精神畸形，以及在神学气氛下造成的人们重来世、 尚忍让、轻现实、少抗争的愚弱性情所带来的人间悲剧。 ”特别是那些“……与汉族文化交往较多的民族”[1]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与扬弃承担着双重使命：既有对本民族固有文化基因的现代审视，也有对汉族文化影响的重新检讨。

　　该书虽然没有特别强调但实际上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启蒙运动时间差问题。 汉文化启蒙运动在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而少数民族文化启蒙运动则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拉开帷幕。 他们重点思考了少数民族文化启蒙运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颇多深刻见解。 但这种“时间差”所带来的启蒙运动的更深层次问题或许更值得关注。 二十世纪初，正是西方文化席卷全球的时代，也是西方所制造的以自身文化为标准的所谓普世价值观想象的黄金时代，这是汉文化以追求“现代性”为目标的启蒙运动勃兴的重要背景。 而到了二十世纪末，世界已进入“后殖民”时代，向民族文化的回归和对民族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成为世界性潮流，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特定时空背景下，由少数民族文化精英所推动的文化启蒙运动，必然是昙花一现，注定了要在中国迅速走向世界、经济迅速崛起的过程中被伴随而生的民族主义思潮裹挟而去。

　　人们在研究中通常把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 但实际上，“各个民族由历史移交给现实的文学积累，在形式、内容、数量、质量多方面，都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文学也不可能站在同一条继续进发的起跑线上。 ”它们的“……发展现状存在着高低有别的层次，……”[1]因此，“……希望它们在未来的发展中走相同或相似的路线，也是不可行的。 ”他们坦承：“我们是民族文化的多元论者，……”[1]认为民族文学的个性化发展与行为方式，是一个民族文学与其它民族文学对话交流的身份证。 他们认可由“民族文学”到“总体文学”再到“世界文学”的大趋势，主张不同民族文学的开放性交流，认为“民族文学在各自范畴中的扩殖，均须在多民族的互相交流、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制约中实现。 ”他们的结论是：“多元状态下的交流互动，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生存氛围;互动状态中的多元发展，则又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持续追求目标。 ”

　　一部有价值著作过早或过晚的问世，都可能削弱它的当代影响力。 该书在 1995 年出版，一方面显示了作者的敏锐和超前眼光，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它应有的影响力的发挥。 实际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 整个学术界都被裹挟在奔向全球化的热潮中，“文化多元性”、“文学的民族身份”、“民族主义”等都还不是能见度很高的问题，因而，他们只能孤独地思考;但今天，是人们需要认真倾听他们的观点并加入他们的思考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M].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2]彭书麟.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赵志忠.民族文学论稿[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

　　[4]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5]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

　　[6] 中国作家协会. 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理论评论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