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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建设得跟上,不能再拖了-中青报2010/07/15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7-16 11:58:55 / 个人分类:老郭看民间

  基本内容都发出来了,感谢中青报记者的努力。以下是原稿可与刊发稿对比看:

  (主标)清华社会学教授郭于华:每个人都能够为建设公民社会而努力

  本报记者 王聪聪

  6月下旬~7月初,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郭于华,一直在为自己带的博士生毕业事宜奔忙,因为对“博士研究生毕业前必须在国家权威期刊与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方可获得学位毕业”的规定有异议还试图约见清华大学校长。其实,不只是对身边的人,对其他社会群体受到不公正待遇,郭于华也一样敢谏直言:5月18日,郭于华和8名社会学者一起发出公开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去年12月21日,郭于华等6位社会学者,针对深圳尘肺工事件联名致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使事件的解决得以推进……

  从事社会学研究二十多年的郭于华,为什么一直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为什么一直保持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怒”状态?“其实就是平常心和常识感。”近日,郭于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相互关联、休戚与共的,他人的痛苦并非与己无关;其实每一个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作为公民知识分子,我认为有责任通过调查、研究把事实和真相向学术界说清楚,也向社会和公众说清楚。”

  (小标)政府应该拿出切实的举措,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

  中国青年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受社会和媒体关注,很多人觉得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是心理脆弱的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突发事件也往往归因于此。你怎么看?

  郭于华:和上一代农民工做简单的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的确有很多不同。大多数老一代农民工出去打工是阶段性的,就是为了挣到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供子女教育,在外面多苦多累也忍了,他们和土地有密切的关系,很多人农忙时节还要回去种地,土地也是他们仅有的保障。

  而新生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较父母辈要高,大多没有从事农业的经历,他们对农村、土地的感情很淡,更向往城市生活。但是,城市无论从制度安排上还是人们观念上对农民工都存在歧视,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于是巨大的矛盾就出来了。

  所以,突发事件后只分析个体原因是不行的,还要找出新生代农民工脆弱背后的原因。这也不仅仅是某一个企业的问题,更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心理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郭于华:除了上述矛盾,还有一个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态的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性的丧失。人一定要有正常的社会关系,有社会支持网络。老一代农民工通常与亲戚、邻里、熟人一起外出打工,大家相互之间有照应,遇到困难可以找亲戚朋友帮忙至少也能倾诉一下。

  而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是出了校门进工厂,在一些企业中,很多青年农民工同住一个宿舍竟然互不相识,谁遇到了麻烦其他人也不知道,谁来了谁走了大家也漠不关心。他们几乎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体,没有正常的社会生活了,这样的个体必定是孤独的、沉默的,也必定是脆弱的。他们离农村的家很远,城市又几乎没有“家”,会是真正的“无根”的感觉。

  中国青年报:现在,一些省市已经出台了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落户的规定。

  郭于华:这是积极的举措。但也要看到,单纯开放户籍制度,大多新生代农民工依然不能在城市生活。很多农民工月工资不到一千元,他们怎么在城市落下来?住房、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怎么解决?这是很大的困境和困惑。他们看不到在这个城市以后会怎么样,也不愿像父母那样回到农村,很多人就会觉得没有前途,也没有退路。如果某个细节受到创伤,很可能就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青年报:你认为还应该从哪些方面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问题?

  郭于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政府在制度安排上做调整和整个社会的帮助。城市的发展繁荣是建立在农民工的劳动和付出上的,拿深圳市来说,2008年底实际人口超过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只有228万。政府应该拿出切实解决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比如廉租房要向农民工开放、城中村不应全部铲除,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在成为“企业公民”的同时也能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当然这不是一日之功。

  同时,政府也要让工人不再是孤零零的原子化个体,要让他们形成社会连接,拥有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这需要政府向社会开放合法性空间,需要工会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实现,是有助于社会稳定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经济发展这么快,社会建设也得跟上,现在不能再拖了,应该赶快着手去做。

  (小标)社会建设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去努力

  中国青年报:前不久,你在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上,提出“平庸的恶”,直指社会和公众的麻木。能具体说说吗?

  郭于华:“平庸的恶”是思想家阿伦特的概念。举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我住的小区有一些业主将公共绿地圈为私有种瓜种菜。对此,有的业主在社区网上要求物业和有关部门进行管理,也呼吁广大业主起来抵制,言辞难免有些激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位业主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反而遭到不少网友以较之激烈得多的话语的反击。几个回合下来,反到是这位业主被版主以言辞“恶毒、极端”为由封了ID。侵占公共物品的不是恶,批评侵占行为的反而是恶?是不是人们丧失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

  这类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并非极端的恶行,这些自利的普通人更决非大奸大恶之人,阿伦特提出的“平庸的恶”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这类行为,就是因“不思想”而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在一个缺少合理而有效的制度的社会中,普通人就会逐渐趋于“平庸的恶”;不去侵占公共物品和他人利益就会觉得自己吃亏倒霉。这样的生存环境会让人们不堪其重,身心俱疲,而最后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或者称“社会溃败”。“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

  中国青年报:在一些突发事件后,有人抱“看客”心态,这是不是一种“平庸的恶”?

  郭于华:看客心态是“平庸的恶”社会环境下的结果,面对他人痛苦无动于衷。这里有一个怎么看待别人的苦难的问题。很多人觉得别人的苦难和自己没关系,但是很多事情会有连锁效应,比如三聚氰胺奶粉,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你的孩子;今天受害的是别人,明天伤害就可能落在你的头上。所以说每个人的苦难都是社会的苦难。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满足自身利益而又不伤害他人的生活方式,思考的结果就是制定公正的游戏规则。只有通过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在公共领域中确立规则,才能克服和抑制“平庸的恶”。

  中国青年报:今年年初,你在接受《人民日报》有关“社会墙”问题的采访时,曾提到信任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前提,一个社会中若信任缺失,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冲突事件频发。现在应该怎么建立这种信任?

  郭于华:应该通过社会建设和法治建设来重建社会信任。重建至少包括三个基本方面:首先是信息透明,有畅通的信息渠道才能实现公民的知情权——了解真相的权利;有真相才有信任。其次是利益表达,公民需要通过社会参与来实现和保护个人权利。一个健全的体制应该容纳各种合法的表达方式,应该尊重并鼓励人们在法律框架内表达利益诉求,进而均衡利益关系、解决矛盾冲突。第三是制约权力,这是最有效的重建信任的机制。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权力、市场、社会相互平衡的社会。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低而权力较大的情况下,会发生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很弱的情况下,则会导致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

  我们社会学的工作就是让社会赶快成长起来。权力、市场、社会应该各自有独立的空间和边界,各司其职,各守本分,有相互的配合,同时又相互制衡。不可否认,在市场化改革中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很复杂,这是社会转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但是大多矛盾冲突,并不是不可化解的。而且必须意识到,政府并不能够包办所有事情,应该向民间组织开放合法性空间,使之能够参与进来,在制度和法律框架内真正发挥其社会作用。

  中国青年报:在三方平衡中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郭于华:努力做好一个公民,有独立思考能力,必须知道是非对错和善恶。首先要知道自己作为公民有什么权利,如果权利受到损害,应该知道用合法、合理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要知道自己有什么责任和义务,懂得善待他人,尽可能帮助他人,不因平庸而作恶。

  我总是说以现实为基础,用常识来思考,这就可以明白很多事,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公民社会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去打开的,我们都可以从身边的事开始做。我接触过一些维权的业主,在维权的行动过程中,依照法律、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实现自己的要求,人们会慢慢意识到维权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这就有可能是公民社会的一个生长点,这就是在做社会建设。走向公民社会并非遥不可及,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去努力。

 

 


TAG: 农民工 杂谈 中青报 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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