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从神物到国家图腾（一）

龙凝聚了古代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说文解字》说龙是“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傅玄《玄龙铭》说它“潜景九渊，飞曜天庭，屈伸从时，变化无形，偃伏污泥，上凌太清”。关于龙的模样，宋代画家郭若虚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它“角似鹿、头似驼、眼似虾、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也”。这种虚拟的神奇动物在近代曾被画在国旗上，还曾被描绘成中华民族的组合图腾，后来中国人也被说成是“龙的传人”。渊源深远的龙是中国学术界永远言说不尽的题目。

一、沟通天地的龙

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县的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堆积层中发现多条蚌壳堆塑的龙，其中有人骨架两侧的龙虎图案，也有龙背上骑人的图案。有专家指出：西水坡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探索龙的起源，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等有关重要问题，都有不可低估的学术意义。”（李京华等《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现场会发言摘要》，《华夏考古》1988年第4期）后来经过中社院考古所进行的碳十四测定，濮阳蚌壳龙距今6460±135年，考古学家称它们是“中华第一龙”。

濮阳发现的这些蚌壳龙，一般认为与当时巫觋为死者主持的祭祀仪式有关，从图像的成熟和数量之多可以推测，在6500年前我国的龙崇拜已经很普遍。透过这些龙图案，结合辽宁阜新市查海“前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8000年前的石块堆塑龙，可以发现中国的龙文化渊源十分古老。而且，如果把这些龙跟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龙纹样做比较，又可以发现它们在形象和功能上是相似的。商周青铜器上装饰的花纹除了现实中的动物图案，就是神话中的虚拟动物形象，比较常见的有饕餮、肥遗、夔、龙和虬，其中龙的形象有很大的弹性，“凡是与现实世界中的动物对不上而又不宜称为饕餮、肥遗或夔的动物，便是龙了。”（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7页）其实，肥遗、夔和虬也都是龙类的虚拟动物，所以龙在青铜器图案中上所占比例很大。傅斯年早就指出：商周青铜礼器上的动物，有的就是用作祭祀牺牲的动物，用动物供祭也就是使用动物协助巫觋来通民神、通天地的一种具体方式。（傅斯年《跋陈槃君〈春秋公矢鱼于棠说〉》，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8年第2期）张光直进一步认为，青铜器上的神话动物也具有这种沟通天地的功能。他说：“商周铜器上动物纹样乃是助理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彝器上的形象。”（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35页）龙的形象大量出现在商周青铜器上，体现了龙在沟通天地人神中的作用比其他动物更为重要。而龙的这种作用在濮阳龙中就已经出现，龙背骑人的形象，表示龙正将人送往天界。有趣的是，《山海经》中也有大量的龙是用来沟通天地人神的。《山海经》中有很多神人乘龙、珥龙、手中操龙，而且所乘、珥、操的经常是两龙（或两蛇），如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雨师妾“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这些龙蛇都是通天工具。

龙的沟通天地人神的功能延续到战国中期神仙思想流行以后，就转变为仙人升天的坐骑或拉车的神兽。屈原《离骚》云：“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记载了方士公孙卿讲给汉武帝的一则黄帝铸鼎升仙的故事：“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从这些仙话故事中可以看到，龙把仙人送到仙界，仍起到沟通天地的作用。这在战国墓葬中出土的帛画也有描绘。1973年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一幅彩色《人物御龙帛画》。（何介钧等《长沙子弹库战国木椁墓》，《文物》1974年第2期）此画中心是一挺身执缰的男子，束发高冠，腰佩长剑，脚踏一条呈船形的龙，龙首高昂，龙尾上翘。一般认为这位男子就是墓主人，画面表现他御龙飞升的景象。这幅帛画竟然与濮阳那幅龙背骑人的图案在意蕴上极其相似。

上古时代龙虽然算不上大神，却是沟通天地和人神的重要神物，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保持了稳定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