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圈海外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王霄冰 白瑞斯
(本文发表于《思想战线》2008年第1期，第23-28页，该电子版是初稿，引文请以正式发表的版本为准。）
引 言
民族学，或从广义的角度上称为人类学的这门学科，最初起源于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西欧国家。文化人类学在草创时期，就已确立了研究海外民族的立场，且多以所谓的土著文化或原始人类为研究对象。早期学科概念体系中的“社会”（或曰文化）包括：1）部落社会；2）古代社会（或曰史前社会）；3）前工业化社会（或曰传统社会）。这些社会的特点，或者是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或者是没有文字，或者是没有复杂的社会阶层和政治组织，也就是与欧洲文明不能同日而语的那些“落后”的“未开化”民族，是欧洲殖民者认为需要他们去“开发”的地方。这一倾向反映出了早期人类学服务于欧洲国家殖民政治的本质。
由于中国文化属于很早就开始使用文字、并形成严密的国家制度的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之一，所以欧洲人类学家对于汉文化的研究就大多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尤其是因为汉学在这些西欧国家很早就已经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人类学家们就自然而然地把研究中国的任务让给了汉学家们。但和英、法等国的人类学家相比，德国人类学家们相对来说对于带有文字传统的古代文明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他们之所以会把历史悠久、有文字使用的所谓“高文化”（Hochkultur）也圈入自己的视角范围之内，在我们看来，有着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德国人类学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启蒙运动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一门学科，受康德（Immanuel Kant）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等哲学家的思想影响颇深。其中特别是后者，倡导从语言角度出发研究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气质，便把对于语言、文字以及形成文字的作品等的兴趣，注入到了德国人类学的血液当中。所以德语圈人类学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研究其他民族的精神世界，把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等作为研究的重点，这样就很容易把文化发达的文明也包容到研究范围中来。
其次，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在德语国家有着悠久的传统。德国人类学家们不仅关心当代民族而且也关心古代民族，特别是对一些已经消失的文明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例如在1902-1914年间德国派往新疆地区的考古远征队，就以研究遗留在该地区的古代佛教遗址和艺术为主旨。虽然参加者格林威尔德（Albert Grünwedel）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Coq）等人都曾长期在新疆当地民族的聚居地生活，但他们一门心思都扑在了古代佛窟和古城遗址上面，而没有对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任何观察和记录。
第三，德语圈国家是文化传播学派的发祥地，文化比较一直是德国人类学家爱用的方法之一。由施密特神父（Pater Wilhelm Schmidt）创建的维也纳学派在德语圈人类学占有长时间的统治地位，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仍有余响。其中的一个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学术支流，就是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越洋文化传播学说”，认为美洲新大陆的文明来源于亚洲，古代的奥尔梅克和玛雅文明起源于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并试图证明亚洲和美洲在古代就有过文化上的直接接触和影响。这一轰动一时的学术思潮终因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而只能成为昙花一现的过去。
除了证明文化传播之外，文化比较主要服务于一般性的人类学理论建设。通过比较，一方面可以寻找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另一方面则可以凸显某种文化的特殊性。前者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中体现最为明显，例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后者的典型例子，则是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宗教学研究。他通过将基督教的新教伦理与包括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在内的世界各大宗教进行对比，以凸显其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优越性。比韦伯稍后的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维特佛格（Karl August Wittfogel），则在1931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将中国古代的水源控制方法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认为恰恰是中国完备的水利系统造就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模式。他由此提出了一个“水力型社会”（hydraulischen Gesellschaft）的概念。有趣的是，该书的副标题为“研究一个亚洲的大社会的尝试”，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欧洲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于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和社会复杂的中国的确有些望而生畏。
今天的文化比较，则多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即利用来自当代中国的鲜活的例子，为一般性的人类学理论建设和文化比较提供原始资料。比如刚刚在比勒菲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Zentrum für Interdisziplinäre Forschung der Universität Bielefeld）落幕结题的有关人类情感表达的跨学科研究，就把中国文化中的羞耻感作为其中的一个案例。还有目前马普民族学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ethnologische ForschungMax-Planck-Institut für ethnologische Forschung）正在进行中的有关农村人口的福利与权益问题的研究，也把中国河北地区的某村落作为自己的一个调查点。
基于上述的原因，有关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虽然在德语圈人类学研究中不占中心的地位，但也不乏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产生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这篇文章由于篇幅，我们将把重点锁定在狭义的海外人类学的范畴之内，即：由德国出身并受过德国文化的熏陶和教育的学者，在与中国文化发生直接接触之后所做的人类学研究。在第一和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将对德语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和学术的机构团体做一综述。第三部分则主要介绍历史上的3位有着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中国的海外人类学家：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洛克（JosephF.Rock）和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
一、 学术简史
德国人类学的创始及其对海外民族和文化的兴趣，始于1860年前后。我们的研究也从这一年开始，直到2000年左右将近150年的时间，共分为四个阶段：
（一）1860-1911
鸦片战争之后直到清王朝覆灭的这段时间，除了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期间之外，西方旅行者进出中国相对比较容易，这也为人类学家们来中国考察和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德国最早期的有关中国的民族志多出自旅行者、探险家、传教士等之手，而且这方面的报告被归纳到“地球学”（Erdkunde，类似于地理学）的门下，学术成果也只能在这方面的杂志上发表。19世纪6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专业在德国得以创建，并有了自己的《民族学杂志》，学科建设正处于方兴未艾、欣欣向荣的时期。两方面的条件相加，便形成了德语圈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期间对于中国的海外人类学研究最突出的成果，就是由柏林民族博物馆组织的四次吐鲁番远征队在新疆地区的考察。他们的考古报告，直至今日仍然是研究中亚历史、文化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始资料。
（二）1911-1949
这是中国国内时局较乱的一个时期，外国人在中国旅行和考察具有较高的危险性。特别是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要想在中国做田野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加上中国和德国在二次大战中各属两个不同的阵营，外交关系一度中断，所以只有为数不多的德国学者仍坚持在中国做研究，如一些受过民族学专业训练的传教士。
（三）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留在中国的一些德国传教士也被驱逐出国，一般人类学家到大陆做民族调查的活动也被禁止。德语圈人类学对于中国的研究除了在一些历史性的领域展开（比如上面提到的“越洋文化传播”假说）之外，田野调查仅局限于台湾地区。例如目前在慕尼黑大学亚洲研究系汉学研究所执教的贺东劢（Thomas O. Höllmann），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的高山族聚居区进行数次田野调查，并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完成了他的民族志专著《鄒人——一个台湾中部少数民族的形成与变迁》。
（四）1978-2000
中国实行开放改革以来，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除了传统的台湾民族研究之外，也有许多德国人类学家以个人身份进入中国各地进行田野调查，出版了一些较有价值的民族志著作。例如傅玛瑞（Mareile Flitsch）的博士论文《吉林长白地区汉族叙事传统中的人参情结》，及其教授资格论文《火炕——中国东北农家院落的物质文化》。还有一些活跃在德国人类学和汉学领域的华裔学者，例如现在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工作的简涛和正在马普民族学所担任河北省田野调查工作的吴秀杰。前者曾以研究中国的春节习俗为题取得博士学位，后者也在最近完成了她关于中国古代的照明用具的博士论文。此外，两国的一些学术机构之间也展开了国际性交流，例如云南大学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在影视人类学方面所进行的合作。
二、主要科研机构
在德语国家，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主要属于以下的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
（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
在大学里做中国人类学方面研究的学者，一般根据各自研究的民族和地区，分属于汉学、藏学、蒙古学、满语学、突厥语学等专业。在一般性的社会与文化科学专业如民族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中，也有一些学者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大多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目前，德国共有约20家大学设有民族学专业，此外，莱比锡和哈勒两地的马普民族学研究所也相当著名。
（二）博物馆
德语圈人类学早在创建时期都非常重视建立民族博物馆。德国人类学之父巴斯蒂安在创建了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会及其《民族学杂志》之后，于1873创建了柏林民族博物馆。此前，已有慕尼黑（1868）和莱比锡（1869）两地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博物馆。1876年，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建立了民族部，汉堡也在1878年建立了民族博物馆。此外，不来梅的海外博物馆（Übersee-Museum）、瑞士的巴塞尔民族文化博物馆（Museum der Kulturen）、斯图加特的林登博物馆（Linden-Museum），也都拥有自己各具特色的民族文物收藏与陈列。除了这些由联邦州建立的综合性博物馆之外，还有一些私人的专业博物馆，例如由已故企业家阿贝克（Abegg）捐资创建的、处于瑞士图恩湖（Thuner See）边高山之上的阿贝克基金会（Abegg-Stiftung）的博物馆中，就收藏有相当多的来自中国古代和民间的纺织精品。在以上每个博物馆中，都会有专门研究中国的民族学家或文化史学家在管理和研究这方面的文物。和高校教师们相比，他们多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出发，更加重视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工艺技术的研究。
（三）教会组织
作为基督教国家，德国的教会组织可通过国家财政从公民的收入中征收教会税，故而财力雄厚。教会不仅创办有自己的大学，而且下设一些文化科研机构，例如目前总部设在波恩圣-奥古斯丁的“圣言会”(Societas Verbi Divini，建称SVD)。该组织建于1875年，从早期开始就创立了民族学研究的传统，不仅建有自己的民族博物馆，还创办了著名的《人类》（Anthropos）杂志。
1876年，“圣言会”刚刚成立不久便在当时属于德国殖民地的山东青岛设立里据点，往中国选派传教士，在当地一边传教一边研究中国文化。1933年，“圣言会”接管了原由美国人在北京创办的辅仁大学，并创建了至今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名为Monumenta Serica的汉学杂志。 从1876到1950的近70年间，“圣言会”共派遣了500多名传教士前往中国，其中就有一小部分人此前选修过民族学，对海外人类学的研究颇感兴趣。他们来到中国之后，先有一年多的时间被用来专门学汉语，所以每个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走到哪里都可以很快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去。此外，作为神职人员，他们没有家庭，一个人往往在一个地方一呆就是好几年。这就为他们能写出高质量的民族志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约翰·弗里克（Johann Frick, 1903-2003）的经历，在这些传教士中颇具代表性。他是奥地利人，在教会中学上完高中后便加入教会，接受了两年的神学教育。1931年升任神甫后来到上海，被派往甘肃各地传教。1939年后，由于中德关系的恶化，他在甘肃几次被抓进国民党的监狱。1945年前后弗里克辗转来到青海，在那里一呆就是7年，直到1952年才被新政府驱逐出境。这期间他对青海地区汉族土民的民俗进行了观察和记录，内容包括婚俗、丧葬礼俗和春节习俗等。很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民俗志资料因在教会内部出版和发行而鲜为世人所知。弗里克回到欧洲后，年逾50的他开始在维也纳大学里跟随史密斯神甫的接班人的威廉·科普斯（Wilhelm Koppers）学习民族学，并于1955年取得了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青海妇女的社会与宗教地位》（Die sozialreligiöse Stellung der Frau in Tsing hai (China)）。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