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教的宇宙观：天地关系
郭淑云
天、地的面貌如何，天、地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萨满教宇宙观对此有着颇为独特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多元的，从中不难看出人类思维的轨迹。
在萨满教原始观念中，“天”的概念十分模糊、朦胧，几乎包括了人类之外的全部自然界。随着“天”和“地”的概念逐渐明确化，人们对天体的解释也趋多样化。纵观世界各民族萨满教对天体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趋向。一是以具体物质比附天体，这是原始人类直觉行动性思维的结果。在黑龙江中下游野人女真诸部中，曾广泛流传着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其中对天体的状貌作了如下的解释：“最早最早以前，天是没有形体的，它象水一样流溢，象云一样飘渺。”这种观念非常古朴，它以水和云的流动性来比喻宇宙天穹的流动性，反映了原始初民对大自然直观、简单而又辩证的看法。也有的姓氏奉火神为天神的原始形象，与太阳和星神并重，为万物之母。火神所以在混沌初开的创世时期被尊为天神的化身，源自火的神威和火在先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无论是以水和云喻天，还是视火为天的化身，虽都不可能科学地揭示天体的本质特征，但却试图以某种具体物质或物态说明和解释天体，这种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方式在远古时代无疑是可贵的，远比以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解释自然现象合理得多。
萨满教解释天体的另一种倾向就是先民们充分借助想象，对天体的特征进行解说与描绘，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奇妙的天穹构图。达斡尔人认为：“天体是圆的，它象一口大锅一样扣在方形的大地上。”满族有的萨满神谕称天是“舜莫林”的住地，即日马驰骋之所。这是以神马的奔驰来解释天穹的无限变化。也有的萨满神谕称颂天穹为“昂阿额顿”(风嘴)，将天穹喻为风的巨口。风是一种流动性极大的自然现象，原始先民将“风”与“天”联系在一起，很可能出于对变化多端的天穹难以预测的一种神秘感和恐惧感。
天是覆盖在大地上的屋顶,无数个星星便是屋顶上的小孔，光和风由此而吹进大地。这种观念也相当普遍。与此相似，人们也常常把天空描绘成一个盖子，如果这个盖子不能把地球的边缘结结实实地盖好，大风就会从这个缝中吹进来。突厥——鞑靼人则把天空想象为一顶帐蓬，把天上的银河想象为帐蓬的“接缝口”，而星星则是借以发光的“洞穴”。雅库特人将星星比作“世界的窗口”，起着为各层面的天空通风的作用。天界的神祇们不时地打开帐蓬向地面窥视，而这正是流星形成的原因。[40]
在萨满教宇宙观中，北极星占有重要位置。星空浩瀚，众星体东升西移，有规律地运动着。北极星以其恒定不动的独特之处，颇受先民们的关注，激发了他们的无尽暇想。人们通常把北极星描绘成支撑天体这个大帐蓬的“天空钉”。蒙古人称北斗星为阿拉坦·嗄达斯，即金钉子。[41]鄂伦春人也流传着“立柱星”的传说，它是由天神恩都力误将一位天界神变为一个固定在地球中心的立柱星。如果它失去控制，陆地与海洋就会颠倒。[42]
从上述萨满教对天体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先民们对天体的认识和解释，是以丰富的想象为基础，以类比和形象描绘等形式出现的。或对天体的某些外部特征予以形象的描绘，或借某种具体事物以喻天体或天体的一部分，这正是原始思维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征。“从国内外原始思维研究家们提供的大量史料证明，在原始人类的思维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过以具体性和形象性为主要特征的表象阶段”。[43]实际上，在一些社会发展相对后进的民族中，逻辑思维、概括思维能力弱，形象思维、具象思维能力强的思维特征始终存在着。萨满教对天体的解释正体现了这一点，它将一幅幅关于天体的图画呈现在我们面前。其想象之丰富、语言之形象足以表明先民们的形象思维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当然，在这种表象思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世界的认识系统，显然是难以真正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的。
萨满教对大地的解释也主要侧重于对其外部特征的描绘。一般来说，萨满教观念中的大地是方形的，只不过各民族的解释有所不同。蒙古族创世神话认为，大地的外缘先是圆形的，后来变成四方形。雅库特人也认为大地的外缘是四方的，暴风巨雷都是从四角吹来。达斡尔族和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则认为大地本身就是四方的。应该说，这种来自对天、地的直接印象而产生的天圆地方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如果说地方说是对大地形貌的概括，那么大地浮动说则是对大地动态的描述，它更能体现原始萨满教观念。大地浮动说由相互联系的两方面内容组成，即大地是飘浮的；飘浮的大地由某种动物支撑，大地随着动物的运动而发生摇动。
大地是飘浮的，对其成因，满族创世神话予以解释：阿布凯恩都里用神土造了一块很大的地，浮行水面，让人住在大地上。天神又怕大地沉到水底，便命三条大鱼把大地驮起。突厥民族对大地飘浮的构想则显得更加顺理成章：在一片汪洋之中，开拉汗命人类潜入水底取泥土，撒在水面上，即形成了一片陆地。陆地形成于水中，陆地仅是汪洋大水中的一部分。将此神话与“开拉汗创造了三条背上背着陆地的大鱼”[44]的传说相联系，便构成了较完整的大地浮动说。
支撑大地的神秘动物主要是鱼和龟。上引两例均视鱼为大地的支撑者。这种观念在我国北方达斡尔、锡伯、蒙古等族以及东北亚地区一些民族的萨满教中也很普遍。驮着大地的鱼饿了、累了，难免要晃动身子，大地随之也摇动起来，地震就是这样发生的。神龟支撑大地的神话在布里亚特人中世代流传着，颇具典型性。该神话传讲：世界之初只有水和水中的一只大龟，天神在龟的肚子上建造了大地。地震是由于背负大地的龟累了，晃动身体而引起的。蒙古族神话中传讲的支撑大地的神秘动物是一匹金龟。
背负大地的动物偶一移动便会引起地震，大地之上的某种神奇动物的活动也能带来地动。在鄂温克族聚居区流传着神龟四足撑天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保鲁痕巴格西的天神，不停地用泥土造人，最后把土用光了。保鲁痕巴格西知道还有大堆泥土被压在一个名叫阿尔腾雨雅尔的大龟的身子底下。这位天神不忍心伤害神龟，便向尼桑萨满求助。尼桑萨满一箭射中龟的颈部，龟四脚朝天躺了下来，神龟的四只脚渐渐变成四根粗大的支柱支撑着苍天。有时它觉得太劳累了，就松动一下身子，天地都跟着剧烈地摇晃起来，便会发生“地动”。[45]这里，神龟作为天地之柱，它一摇动就会引起大地的颤动。这种说法在原始思维中显然是合乎逻辑的解释。
达斡尔族神话传说对“地震”的解释与上述说法有所不同，认为“大地上站着一只仙鹤，这只仙鹤平时只是用一只脚支着地，每隔三年换一次脚，这时大地便晃动起来，于是就发生了地震”。[46]
从上述神话传说可见，在北方民族萨满教观念中，地震这种自然现象均与某种动物有关，只不过这些宇宙动物以不同的存在方式影响着宇宙的运动和变化，有的背负着大地；有的背靠大地，足撑苍天；有的则在大地上支着地，似乎彼此之间有些矛盾，然而这正是先民的原始思维使然。列维·布留尔称这种思维为“原逻辑的思维”：“我说它是原逻辑的，只是想说它不象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它首先是和主要是服从于‘互渗律’。具有这种倾向的思维并不怎么害怕矛盾(这一点使它在我们眼里成为完全荒谬的东西)，但它也不尽力去避免矛盾。它往往是以完全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矛盾，这一情况使我们很难于探索这种思维的过程。”[47]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先民的眼里，世界是有生命的、运动着的。正如列维·布留尔所指出：“我们不能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中发现任何东西是死的、静止的、无生命的。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所有的存在物和所有的客体，甚至非生物、无机物，甚至人的手制作的东西，都被原始人想象成能够完成最多种多样的行动并能受到这些行动的影响。”[48]萨满教关于大地浮动的思想也正是这种思维观念的反映。将大地的运动同某种有生命的神圣动物的活动相联系，试图对“地震”这一自然现象予以生动、形象而又合乎逻辑的说明。
在上述神圣动物引发大地运动的三种形式中，动物背负大地浮动的说法更为盛行。背负大地的动物有多种，除鱼、龟外，还有蛇、牛、象、龙等，所反映的萨满教观念也较为古老。后两类传说在其他民族中则不多见。
天和地是萨满教三界宇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萨满教对天、地形成、状貌的解释与描绘可谓丰富多彩。那么，萨满教又是如何认识天、地二者的关系的呢?
在原始萨满教宇宙观念中，天与地主要是阴阳之分，善恶的观念并不分明，也不主要，更无佛教的地狱概念。如蒙古人“实际上，他们把天看作自然界的阳性根源，而把地看作阴性根源”。[49]蒙古族萨满教神歌中也有“上有九十九尊天神，下有七十七尊地母，皆是慈善好施的保护神”[50]这样尊“地”为母的赞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亦可窥见这种思想的痕迹。“额都根”一词见于《蒙古秘史》，为“大地”、“土地”之义。有学者将“额都根”一词与《蒙古秘史》中另外几处出现的“哈扎儿”(译亦为“地”)相比较，认为，“显然，前者(额都根)并非指自然意义上的土地，而是从宗教意义上对大地女神的敬称。”[51]道润梯步先生在《新译·简注·蒙古秘史》中，也将“额都根”一词译作与“皇天”相对应的“后土”。女萨满“依都根”即由大地女神衍生而来，因此而成为半人半神的形象。[52]可见，在蒙语中，“大地”与女性、母亲有着天然的联系，被蒙古族古代先民赋予了“万物起源之母”的涵义。满族萨满教神话中也尊称大地为“巴那吉额姆”或“讷妈妈”，意为“地母”。藏姓萨满神谕对大地母亲予以礼赞:讷妈妈是全身生满乳头的黑发老太太。乳头淌的是水，黑发是山谷，她走动的声音是雷，她黑发摆就生出飓风，她吹走了日月，换上了白发就是冬天和大雪。洞穴就是讷妈妈身上数不尽的肉窝窝，人和兽就住在肉窝里，繁衍着子孙。
天阳地阴的思想在鄂温克族神话《天地的传说》中也有所反映。神话传讲：“地是母，天是父。为什么说地是母亲呢?因为世界上不管什么东西，都离不开大地，都是大地所生。人也是地上长的，死后还要变土。天呢，上边有星月，有太阳，好比是男人。人间若没有太阳，没有天，没有男人，就过不成日子了。所以管天叫父亲，管地叫母亲”。[53]这种观念在藏族中也普遍存在着，而且有着更加明确的表述，如一份藏文祭神书称天为父，地为母，儿子为骏马：“父亲天空雷声隆隆，母亲大地闪电弯弯，儿子骏马是雪山的精华”。[54]这种信仰与原始萨满教三界观念是相通的。由此不难看出，地属阴地为母的观念在萨满教原始观念中占有主导地位。明确这一点，对于认识萨满教宇宙观中的天地关系至关重要。
在萨满教原始观念中，地界也并非是恶势力的天下。匈牙利学者И·杰涅什认为，把宇宙分为三界的思想，乃是萨满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下界为爬虫类、瘌哈蟆和凶神等居住的地方。[55]满族萨满教“三界九天说”中的下界是地母巴那吉额姆、司夜众女神以及恶魔居住与藏身的地方。地母巴那吉额姆为地界的主宰者，以耶鲁里为首的恶魔也并非绝对的恶，恶魔耶鲁里本身就是天神阿布卡赫赫用自己身上的肉合着布星女神卧勒多赫赫身上的肉做成，后经自身运化，而成为与原体系抗衡的势力。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外来文化的渗透，萨满教观念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演变。表现在天地关系上，便出现了由天阳地阴向天善地恶的嬗变。在许多民族中，上界与“天堂”，下界与“地狱”的概念等同，并分别被赋予光明与黑暗的属性。日人芝田三山在《满洲宗教志》一书中，援引了拉得罗夫在土耳其搜集到的萨满教资料，即认为宇宙分为天国、人间和地狱。天国为光明之国，地狱为黑暗之国。天国住着各种天神，地狱住着各种鬼魂。这种把上界、下界与天堂、地狱等同的说法，在赫哲族、布里亚特蒙古族、裕固族、突厥诸民族中也有流传。在萨满传说中，还出现了阎王、小鬼、丰都城等佛教名词，与原始萨满教观念相去甚远。
萨满教宇宙观念的演变还表现在对宇宙上界、下界分别赋予了光明与黑暗的内涵，开成了相互对立的格局，这种观点在突厥民族中较为普遍，即认为：“17层构成天穹，并象征光明，七或九层构成地狱，而象征黑暗”。[56]裕固族对这种二元宇宙观表述得更明确，即认为天神和灵魂居于天堂，恶魔和鬼魔居于地狱。“天神为人造福，恶魔困挠人间，灵魂是老、病等正常死亡的归宿，是受人尊敬的；鬼魂是跳房、刀砍、上吊等非正常死亡的变体，形象是可怕的”。[57]
这种善恶分明，天善地恶的宇宙观显然异于原始萨满教“宇宙三界皆为神所居，善恶并无绝对分野”的精神实质。这种二元论宇宙观念很可能源于摩尼教的影响。该教为二元神教，即相信存在善恶两个相互对立之神而只以善神作为崇拜对象。认为，在原初设有天地之际，光明与黑暗、善与恶是相对的二元，各拥有自己的王国。[58]
摩尼教于七世纪传入唐朝，八世纪传入漠北，曾被尊为回纥汗国的国教，对回纥人及回纥汗国影响所及的民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突厥诸民族萨满教宇宙观中的二元论思想即来自摩尼教，是萨满教三界宇宙观汲取摩尼教教义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摩尼教对萨满教的渗透。
前苏联历史、考古学专家依据考古学、民族学和语言学资料，得出以下结论：古代突厥语各部落在中世纪对远东通古斯语各部落(其中也包括女真人)有着深刻而全面的影响。特别是维吾尔人的宗教观念以及被维吾尔人所接受了的摩尼教的某种成分曾深入到女真人精神文化之中。“女真人的许多宗教观念是来自维吾尔人的。众所周知，在维吾尔人中间，曾广泛传播摩尼教。这个宗教世界观的主要之点可以归结为：在宇宙之内，似乎同时并存着光明世界和黑暗世界、善与恶、精神元素与物质元素、人的肉体和灵魂。如果说天神主宰着光明世界，那么摩鬼就统治着黑暗世界。这些宗教教条(其中有许多是摩尼教教徒借用拜火教的)成为南西伯利亚古代各民族萨满教观念的基础，而后以维吾尔人为中介传入远东的某些民族，其中也包括女真人。”[59]据考证，这种大规模的文化传播与自九世纪始部分维吾尔人被迫向现在俄罗斯远东(当时为我国领土)迁涉有关。
前苏联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探讨我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萨满教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提出了新的问题，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入探索。
从萨满教三界宇宙观中天地关系的演变可以看出，萨满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固然有着相对的稳定性、滞后性等特点，但历史变迁，社会变革的印迹总会或多或少地烙在它的身上。萨满教也自然会吸收外来文化中与本体系相融、相通或可借为己用的某些成分，以丰富自己，补充自己。这说明萨满教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它犹如一条历史的巨川，融入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内容。当然，萨满教所固有的本质内核则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延续着、传承着。这是我们在考察萨满教宇宙观之天地关系的演变之后所得到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