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入选中国十大最美村落的“福建土楼”(中图)与“丹巴藏寨”(下图)。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即致力于城市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特别专注于对中国传统村落的的保护与发展。9月12日，冯骥才在中国文联大讲堂做了一场关于文化自觉与先觉的报告，提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文化的携带者”，并指出在转型期间的当代中国，文化上充满内在的冲突与活力、问题与希望，文化现象无比纷繁。如何认识文化自觉与先觉?如何做好传统文化的保护?传统古村落对于我们意义何在?本刊就此采访了冯骥才。
只有自觉是不够的，还要有先觉
《绿海副刊》:文化自觉作为社会发展的必须，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费孝通先生曾为其定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您在媒体采访和撰文中又多次提到“文化先觉”，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何区别?我们应该怎么认识文化自觉和文化先觉?
冯骥才:文化自觉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文明的意义和必不可少。然而，对于知识界来说，只有自觉是不够的，还要有先觉。在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中，最先自觉的应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沿，关切整个文化的现状、问题与走向，敏锐地觉察到社会进程中崭露出来的富于积极和进步意义的文化潮头，或是负面的倾向。当然，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判定它，还要推动它或纠正它，一句话——承担它，主动而积极地去引领文化的走向。
文化先觉与文化自觉有所不同。文化自觉的要求具有普遍性，而文化先觉——由于它具有发现性、进取性、引领性，它的要求似乎更高一层;但它又是知识分子所要具备的。它不是某个人一定具备的，却是知识界必须具备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本来就应有这种先觉性。失去这种责任和性质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有知识的人”。
《绿海副刊》:您说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文化的携带者”，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文化的自觉。
冯骥才:我们这一代人身处历史的迅速变化之中，从原来的农耕社会向工业进行转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化，从原有比较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传承中断，但你不会马上感觉到。精神的事物一定是不知不觉地在不经意中出来。在这个时候谁觉悟得早，谁就会给我们多留下一点东西。今年春天，我在牛津大学给中国留学生演讲，我跟学生说，大年三十晚上如果因为有事回不到家，回不了国，你给你爸妈打电话连声音都跟平时不一样，特别亲切，为什么呢?这是你身上中华民族DNA发作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文化的携带者，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自觉。我们整个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对我们自己传统的淡漠，因为长时间的淡漠而产生的无知。我们的民间艺术、音乐、歌舞、戏剧，我们各式各样传统的村落在消亡，没有人去保护它，保卫它。只有少数的人，有心的人去做。文化先觉就是应该主动地关切我们的文化现状。
我们不知道的永远比我们知道的多
《绿海副刊》:您一直在负责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整理工作，木板年画、剪纸、唐卡、口头文学……你曾经说过这是一件“盘点家底”的工作，现在这项工作进展如何?
冯骥才:作为我们中华民族一员，作为文化人，特别是我们做民族文化传承事业的人，不知道我们的家底怎么行?我们怎么样对后代负责?所以，我们要对中华大地上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做一个地毯式的普查，盘清我们的家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能绕过不能回避的使命。我们现在做了十年，基本上把我们国家的非遗名录搞清楚了，总的加起来超过一万项，我们各个民族创造的非常灿烂的多样的文化。我们不知道的永远比我们知道的多，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地方。我们的文化的创造力太重要了，我们有责任让我们后代拥有这些，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后代失去这些。
《绿海副刊》:传统村落保护是近年来您工作的重点。有数据显示在2000年时，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总数便锐减为271万个。十年内减少90万个自然村。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农耕国家可是个“惊天”数字。如此巨量的村落消失的原因是什么?
冯骥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大批农民入城务工，人员与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致使村落的生产生活瓦解，空巢化严重。近十年我们在各地考察民间文化时，亲眼目睹这一剧变对村落生态影响之强烈与深切，已经出现了人去村空——从“空巢”到“弃巢”的景象。二是城市较为优越的新的生活方式，成为愈来愈多年轻一代农民倾心的选择。许多在城市长期务工的年轻一代农民，已在城市安居和定居，村落的消解势所必然。三是城镇化。它直接致使村落消失。这也是近十年村落急速消亡最主要的缘由。在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村落的减少与消亡是正常的，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城镇化是农村发展的重要方向与途径，世界也是这样。但不能因此，我们对村落的文明财富就可以不知底数，不留家底，粗率地大破大立，致使文明传统及其传承受到粗暴的伤害。
《绿海副刊》:传统村落的存在对于我们人类意味着什么?
冯骥才:首先，传统村落兼有着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互相融合、互相依存，同属一个文化与审美的基因，是一个独特的整体。过去，我们曾经片面地把一些传统村落归入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这样便会只注重保护乡土建筑和历史景观，忽略了村落灵魂性的精神文化内涵，最终导致村落魂飞魄散，徒具躯壳，形存实亡。传统村落的遗产保护必须是整体保护。
其次，传统村落的精神遗产不仅包括各类“非遗”，还有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宗族传衍、俚语方言、乡约乡规、生产方式等等，它们作为一种独自的精神文化内涵，因村落的存在而存在，并使村落传统厚重鲜活，还是村落中各种非遗不能脱离的“生命土壤”。
传统村落还有另一层意义——它是许多少数民族的所在地。不少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没有精英文化，只有民间文化。他们现在的所在地往往就是他们原始的聚居地。他们全部的历史、文化与记忆都在他们世袭的村寨里。村寨就是他们的根。少数民族生活在他们的村寨里，更生活在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化里。如果他们传统的村寨瓦解了，文化消散了，这个民族也就名存实亡，不复存在。我们有权利看着少数民族从我们眼中消失吗?
从遗产学角度看，传统村落是另一类遗产。它是一种生活生产中的遗产，也是饱含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为此，对它的保护一直是个巨大的难题。
传统村落保护必须以法为据
《绿海副刊》:近年来，随着传统村落的消亡日益加剧，不少大学、研究单位和社会团体频频召开“古村落保护研讨会”和相关论坛，以谋求为这些古老家园安身于当代的良策;不少志愿者深入濒危的古村进行抢救性的考察和记录;一些地方政府在“古村落保护”上做出可贵的尝试。您如何看待?
冯骥才:尽管这些尝试颇具创意，应被看好，但还只是地方个案性和个人自发性的努力，尚不能从根本上破解传统村落整体身陷的困局。
2012年4月，国家四部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汇总出我国现存的具有传统性质的村落近一万二千个。四部局成立了由建筑学、民俗学、规划学、艺术学、遗产学、人类学等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评审《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进入名录的传统村落将成为国家保护的重点。评定的着眼点为历史建筑、选址与格局、非遗三个方面。
如今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对传统村落进行过全面盘点。我们这样做，与我们数千年农耕历史是相衬的，也是必需的。它体现我国作为东方一个文化大国深远的文化眼光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尊，以及致力坚守与传承中华文明传统的意志。
《绿海副刊》:希腊、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在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中所采取了一些方法，如在不改变街区历史格局、尺度和建筑外墙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改造内部的使用功能，使历史街区内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我们如何才能协调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
冯骥才:首先，保护传统村落决不是原封不动。村落进入当代，生产和生活都要现代化。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完全可以做到两全其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不但不矛盾，反而可以和谐统一，互为动力。其原则是，尊重历史和创造性地发展，缺一不可。只有传统村落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宜于人居，人们生活其中感到舒适方便，其保护才会更加牢靠。
现今世界上有一种愈来愈流行的做法叫做“露天博物馆”，就是把这些零散而无法单独保护的遗存移到异地，集中一起保护;同时，还将一些掌握着传统手工的艺人请进来，组成一个活态的“历史空间”——露天博物馆。
其次，一些经典、有特色、适合旅游的传统村落可以成为旅游去处，但不能把旅游作为传统村落的唯一出路。联合国对文化遗产采取的态度是“利用”，而不是“开发”。利用是指在确保历史真实性和发挥其文化的精神功能与文化魅力的前提下获得经济收益;开发则是一心为赚钱而对遗产妄加改造，造成破坏。坦率地说，这种对遗产的“开发”等同“图财害命”，必须避免。
《绿海副刊》:当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确定下来，保护工作随之就会开始。对于保护工作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冯骥才:首先，建立法规和监督机制。传统村落保护必须有法律保证，有法可依，以法为据，立法是首要的;还要明文确定保护范围与标准，以及监督条例。管辖村落的地方政府必需签署保护承诺书，地方官员是指定责任人。同时，必不可少的是建立监督与执法的机制。我国现在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同时有监督和执法机制，比较健全;非遗保护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缺乏监督和执法机制，问题较大。如果没有监督与执法，法律文件最终会成为一纸空文。由于传统村落依然是生活社区，处于动态的变化中，保护难度大，只有长期不懈的负责任的监督才能真正保护好。
此外，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政府与专家的层面上，更应该是村民自觉的行动。所以接下来一项根本的工作是提高人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传统村落保护刚刚开始，还有待于系统化、法治化和科学化;它需要相关的理论支持和理论建设，需要全民共识和各界支持，需要知识界的创造性的奉献，以使传统村落既不在急骤的时代转型期间被甩落与扬弃，也不被唯利是图的市场开发得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