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5日，六集大型人文纪录片《国脉──百年国博》总编导、制片人闫东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拍摄现场。
2012年6月14日上午，随着一艘乘风破浪的30万吨级和平中国号油轮在浙江省舟山群岛东海海面上驶来的气势磅礴画面的开拍，由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献纪录片《科学发展铸辉煌》的航空摄制正式启动，此次在浙江省舟山市的航拍，也是央视自2011年大型文献纪录片《旗帜》新世纪航拍红色地标系列以来，对近年建设成就地标的再一次大规模航拍。该片总编导闫东告诉记者，别看就这么几秒钟的镜头，却要多次协调各工种和部门，等待着轮船、飞机、天气的同时到位。
闫东，熟知他作品的观众远远多于熟知他名字的观众，大型文献纪录片《旗帜》《大三峡》《共产党宣言》《改革开放二十年》《伟大的历程》《走进新时代》《航标》《科教兴国》《走向和谐》，还有大型口述体文献纪录片《大鲁艺》《李大钊》《百年小平》《杨尚昆》《毛泽民》，以及《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国记忆》《中国民居》《我们的节日》《古田会议》《第一犁》《无声的革命──中国老龄行动报告》《开创──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等等，这些在当代中国引起强烈反响 、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重量级作品都出自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资深编导闫东和他的团队。闫东5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3次蝉联中国电视金鹰奖纪录片特等奖，多次获国家广电总局中国广播影视节目政府大奖纪录片一等奖。9月7日，他将再次赴湖南长沙领取《旗帜》所获得的第2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纪录片奖。
仅举两部作品的片头，就足以看出闫东和他带领的团队对文献纪录片创作精湛的艺术表达。一是不久前在央视及多家卫视播出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5集文献纪录片《大鲁艺》。片头中一道木刻线的有力延伸，10组众多延安时期的人物和景物以版画的形式一一呈现，长达1分钟雕像般的视觉艺术效果顿时感染了观众。一是向建党90周年献礼的10集大型文献纪录片《旗帜》的45秒“浇铸党徽”片头，编导通过画面语言的纪实拍摄与艺术手段的运用带给观众震撼的视觉效果。
在大型文献纪录片《科学发展铸辉煌》位于五棵松的创作大本营，闫东抽出了宝贵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文献纪录片创作的相关问题及大型文献纪录片《科学发展铸辉煌》的创作情况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作为从事纪录片创作的一位资深编导，谈到纪录片创作，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闫东：从容和积淀。我1987年从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到中央电视台社教部工作，一直到今天，25年坚守一线没挪窝，创作了30部纪录片。
记者：自央视纪录频道开播之后，央视综合频道晚间黄金档又推出了《魅力记录》栏目，北京卫视等省级卫视也相继推出了纪录片专栏，新媒体更是加大了对纪录片的购买力度，这一现象是否说明纪录片创作的再度繁荣？
闫东：首先，是国家政策的扶持，在国家层面， 依据“精心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品牌，提高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需求，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受到重视和强调；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的《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是要把纪录片放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位置来考虑，对纪录片发展加大扶持力度。纪录片是国家的名片和相册，纪录片要走出去，与世界进行交流，在今天生逢其时， 因此，今天纪录片的发展顺应了我国文化发展战略走出去的要求。其二，是电视产业模式的推动。现在电视剧、动画片都有很好的产业运营模式，但纪录片模式还没完全形成，新媒体的推动和新技术的应用激发了许多沉寂多年优秀团队的创作激情，纪录片的创作队伍初具规模，小团队也很多，新媒体的介入推动了纪录片的发展，以CNTV为首，搜狐、新浪、腾讯、爱奇艺等一大批网站形成了竞争的局面，新媒体顺应了文化发展潮流，可以说是春潮涌动，让纪录片制作人看到了纪录片发展的趋势和希望。其三，是观众多元需求的驱动。无论文献、人文、自然、历史等各类纪录片，都是观众需求的题材，有需求才有发展，从根本上来讲，纪录片的发展也是满足群众对精神文化渴求的必然，纪录片既彰显人文价值，又坚持大众化审美，传播了先进文化。
记者：在您的纪录片作品中，大量是文献纪录片，文献纪录片作为纪录片创作的一个重要类型，它最大的价值和独有的魅力在哪里？需要与其他纪录片有明确的划界吗？
闫东：文献纪录片的本质同样是揭示真实，今天的影像就是明天的历史，文献纪录片要反映历史的轨迹和印记，成为国家的影像典藏。在漫长的人类传播史上，“活动的影像”无疑是继形体、符号、言语、文字、照片等之后一种全新的文献载体，广义的文献纪录片的概念认为所有的纪录片都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法国《电影辞典》这样定义纪录片：“具有文献资料性质的、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制作的影片。”中国传统纪录片承袭了前苏联的纪录片观念，习惯将“汇编性”纪录片称为“文献片”,即利用以往拍摄的具有文献价值的影像资料辅以新近拍摄的素材进行再创作性编辑，前苏联电影人埃瑟·苏勃在上世纪20年代确立了这种纪录片形式，此后在各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这种观念被称为狭义的“文献纪录片”.
“文献纪录片”历来为中国纪录片创作所重视，各个时期都有重要作品出现。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文献纪录片以宏大的视角记录了社会的巨变，在树立国家形象、传播思想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创作作品数量多、规模大，占据主流电视媒体，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纪录片中最具中国特色的节目样式，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文献纪录片，比如《伟大的卫国战争》更多的是还原历史，情景再现。我们的文献纪录片和世界优秀作品相比，确实有所差距，需要专业思考。严格来说，文献纪录片一定要强调其“文献”特性，也就是要真实、严谨，经得起历史的考量和检验，因此不能再现。在此基础上，采用艺术的手法，用真实影像完美表达主题，告诉观众，历史就是这样，只有接近历史真相，才能让历史深刻好看，具体说抓取历史断面中发生的故事化的内容，再进行艺术升华和高度浓缩，才能做到深刻。但故事化不代表去编造故事，一定要注重真实还原。
记者：您以拍摄纪录片特别是文献纪录片而闻名，并被誉为央视重大题材文献纪录片和特别项目的领军人物之一，您是偏爱这一类型，还是责任使然？
闫东：我有多年对文献纪录片的思考和创作经验，领衔拍摄了许多重大题材文献纪录片，可能也是为了工作中少走弯路，央视领导会在这类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人选中选择我。文献纪录片对我来说，是担当，也是作为国家媒体的中央电视台的重大任务。用先进的技术传播重大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是中央电视台纪录片人所承担的使命，不是偏爱的问题。央视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本身就担当着重要的历史使命，需要为重大历史主题服务。而如何用生动的画面表达这一重大主题，充分调动一切电视手段和手法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则是艺术的考验。
记者：在您的文献纪录片作品中，大量使用了口述历史的形式，比如《大鲁艺》中，一共采访了100多位平均年龄90岁的亲历者，观众看过该片的第一感受就是，该片是一次文化抢救，抢救性地收集了一代文化大家的影像资料，是留给未来的一份精神遗产。您认为口述历史的价值还表现在哪些方面？
闫东：口述历史文献纪录片本身是一项抢救性的工程，有时候我们甚至是从死神手里抢夺历史--有些人物在播出前就去世了，5月份播出的《大鲁艺》中，被采访的耄耋老人刘明学、陈强就刚刚去世。由于口述历史的被采访者都是亲历者、见证者和参与者，这种记录很容易把观众引入到特定的历史时光中，恍如身临其境，比起“真实再现”的创作方法，更具有真实感和历史的质感。过去纪录片中的讲述多是通过第三者，作为导演，就要准确把握，在人物、故事的选择上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和归类，同时进行真诚倾听，让口述历史更加可近可亲。用电视这种方法来反映口述历史，通常来说这比回忆录更靠得住，同时对历史学家也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能把倾向和观点强加给叙述者，反而从叙述者那里得到你要的东西。我认为口述比文字有更大的价值。我们采访的百位老人，他们在回忆起延安的生活时，都把那段经历作为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些留存在他们记忆中的感动，既打动了我们，也打动了观众。
记者：每一位口述历史的被采访对象，在镜头前的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受情绪的影响会很激动，有的为了表现自己，难免会有美化、拔高甚至虚构的表达，在采访拍摄中，您如何把他们最真实的表达调动出来，确保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闫东：口述体文献纪录片也是客观性记录，我们始终坚持的是不做评述，客观忠实地记录口述者亲历的具体事实。被采访人口述还原的历史，如何能够让我们相信？不仅仅听他的语言，更要看他们的表情和眼神，那种真诚的态度，实际上都溢于言表。在《大鲁艺》中，每每说起他们在延安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时候，他们所呈现的还是他们当年年轻时的表情和笑声，尽管都是八九十岁、甚至百岁的老人。片中90岁的孟于老师是最鲜活生动的，回忆和唱起他们在延安唱起的歌曲和朗诵的诗篇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按捺不住的。在《百年小平》中，有108位亲历者、见证人讲述小平身边的点点滴滴，讲述伟人亲民、爱民的故事。我们用平视的角度，通过亲属的亲口讲述，达到了伟人形象的亲切和生动。
记者：您如何从文献纪录片的潜在价值中发掘文献的经典性及其魅力？
闫东：文献纪录片一定具备文献性，在此基础上强调艺术性，有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创作价值、解密价值。如何把这些价值转化成传播价值，怎样通过影像将其传播出去，并把它独具魅力的文学性和学术价值艺术地表现出来，使之成为经典，这是最重要的。俄罗斯有一个纪录片，有一组国家影像，一个小孩5岁的时候，问他想做什么，他说想当老师，10岁时问他想做什么，想成为钢琴家，18岁的时候他号啕大哭，就在那一天，苏联解体了，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影像。所谓的经典，是经过历史打磨的，成为一个时代的收藏，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历史的记忆作为一个国家典藏的东西放在这里，我们通过影视表达赋予它一种内涵，给它注入一种思想，才能让它成为一种传承的东西，经久不衰，才能彰显魅力，才能成为经典。
记者：文献纪录片最难拍，不同于电影、电视剧的夸张与虚构，也没有一般纪录片中更多的生活化或传奇性，拍不好，特别容易拍成一部流水账，在拍摄文献纪录片的不断探索中，您如何增强文献纪录片的观赏性与贴近性？
闫东：重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体现，二是中国创作和国际视野的趋势，彰显这两点，然后考虑让观众喜闻乐见，做到艺术性的完美表达，才能称其为作品。再好的主题，不能完美地表达、艺术地表达，就成为了文件。其实还是要形象化、电视化、立体化地呈现文献纪录片的主题思想，诠释主流价值。我们的工作是艺术化，但艺术化不等于虚构，而是真实客观的再现，真实是纪录片艺术的生命，也是纪录片观赏性与贴近性的保证。
文献纪录片过去是中规中矩，应该看到，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社会的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审美取向以及观众的需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宣传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传播效果、完成有效表达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目的。为此，探索新的表述方式成为纪录片更好地实现宣传功能所不应被忽视的问题。近些年，我们的纪录片在强调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同时，也逐渐重视观赏性，向着强调客观、多元，追求视角平实、文风朴实的风格转变，调动一切电视手段增强观赏性。比如用大量的动画进行情景再现，当然必须建立在真实基础上，大量地去搜集占有素材，进行遴选筛选，把具有典藏意义、学术价值和传播价值的内容呈现出来，无论从宏观到微观，都力求实现认知价值、文献价值、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统一，让老百姓喜闻乐见，最大可能地接近观众。
《旗帜》能拥有3亿观众，就是很好地反映了国家意志与民生视点的统一。
记者：拍了如此数量的文献纪录片后，您认为文献纪录片与现实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什么？
闫东：文献纪录片必须有历史观。同样是一个文献，从什么样的历史观来看，结果会大相径庭。文献纪录片一定是对现实社会客观的描述，一定是在现实社会中选取具有典型意义、全方位视角的，一定不能是自然主义的表现。
文献纪录片多是主题先行，所以表达的时候，与现实是紧密勾连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关照历史就是关照现实，反映历史也就是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我们反映历史，把重大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记录，通过一种有机的组合呈现出来，其实质就是为当下服务，以历史为镜。为历史存真、为时代立传，就是文献纪录片与社会发展关系最好的解读。
记者：文献纪录片的案头工作很繁重，您除了穿行在文史馆、博物馆、图书馆之外，文献纪录片最重要的前期工作是什么？
闫东：文献纪录片编导首先要穿梭历史，在历史中行走，表现的历史时空才有穿透力，要彰显深邃的思想，必须走进历史，做一些艰苦细致的采访工作，到文史馆、博物馆、图书馆等等一切与历史相关的文献、发生地寻找、挖掘，沿着历史的轨迹，探寻真相，按照历史的脉络发现细节，进行遴选，把最有价值的东西发掘出来。
记者：综观大量的文献纪录片创作，有观众认为创作的主观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尤其是一些旁白过多，装饰过多，没有做到用镜头说话，也就是没给观众留有思考判断的余地。
闫东：文献纪录片要求用镜头说话，用事实说话，用史诗般或平实的语言接近真相，这是文献纪录片的功能。有一个问题是，目前我们没有炉火纯青的一种艺术表达，有些文献纪录片由于艺术功力不够，拍成假的了，鱼目混珠了，颠倒了，所以真正的文献纪录片是还原真实，而且是真实影像。文献纪录片的制作周期要从容，打磨历史需要反复考量、反复论证，跟一般的纪录片有所区别，是对纪录片人文学素养、社会阅历、文化底蕴、知识储备这些综合素质的一个考量。除了主创具备的深厚阅历，还必须有一个有张力的团队，还要有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等多个知识学科人才的支撑。
因为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有些文献纪录片可能是没有结论的，往往是有留白的，留有余地的，是开放式的结构，还有一些启迪式的，不能够把话说满，因为没有结论也是结论，有一些谜团的历史事件暂时还没有答案，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但是我们把它呈现出来，不去武断结论，供给观众思考。
记者：现在很多有成就的纪录片编导都成立了个人工作室，这一建制更加国际化，也有利于艺术个性的张扬，您认为纪录片审美个人化对纪录片的整体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闫东：工作室不是小众，它是更加专业化的表达，从今天来说，中央电视台更加重视纪录片的创作，特别是更加发挥编导的主观能动性和团队作用，尽可能激发调动主创驾驭主题创作的能力，现在更多是加强纪录片创作的国际化视野表达，这样更便于跟国际化的团队合作和接轨。
记者：相对于国际上优秀的纪录片作品，无论从创作、还是传播力和产业化发展上，我们的差距还很明显，我们如何缩小差距？文献纪录片虽有特定的政治表达和传播诉求，但同样需要走向世界，让世界所接受，走出去的阻隔在哪里？您和您的团队将作何努力？
闫东：文献纪录片有特定的政治表达和传播诉求的目标，大多题材是表现主流价值，是政治诉求与电视传播的高度融合，对政策表达、对历史事件、典型影像的编创是电视工作者政治智慧和影像技艺的有机统一。纪录片工作者正在努力做到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纪录片是一个相册，一个民族的记忆也罢，一个国家发展的历程也罢，靠的是纪录片，特别是文献纪录片的记录，它是国家的影像典藏，必须真实客观地记录好，避免用宣教的方式去做。中华文化要走出去，更多不是站在自我的层面来表达，要用国际视野和国际语言来表达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一味地去宣教、强加自我是走不出去的，只会造成阻隔。
记者：您正在创作的为党的十八大献礼的文献纪录片《科学发展铸辉煌》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闫东：《科学发展铸辉煌》是对党的十六大以来这10年高度的概括、总结、梳理。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10年。发展是这部作品的关键词，如何通过影像来表达10年的发展，先要明确历年发展的重大事件和人物，通过对这些的高度概括梳理，呈现出形成科学发展的主要脉络，以独到的眼光、政治的敏锐、记录的品质，通过政治观、历史观、社会观，把握主流价值来客观反映当代现实。
记者：您在创作《科学发展铸辉煌》的同时，还有一部厚重的作品《国脉--百年国博》也在进行中，两部作品的主题内容和艺术风格完全不同，您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思考中进行思维转换的？
闫东：六集大型人文纪录片《国脉──百年国博》的创作难度很大，百年历史的沉淀不仅仅是国家博物馆本身的历史，国博珍藏的文物好似历史长河中的驿站，带我们穿越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的百年历史。怎样让静态的物体灵动起来，呈现一段鲜活的历史，需要运用多重综合的电视手段，充分调动这些来完成一个百年历史大故事的电视叙事，让固化的物体鲜活起来，彰显文化魅力。我们需要继续开拓思路，大胆创新，使纪录影像成为流动的、立体的、厚重的百年国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