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5月24日电 据BBC中文网消息，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仪式将于星期五（5月25日）在北京举行，获奖建筑师王澍在颁奖仪式举行前夕通过电话接受了BBC中文网的采访。他表示，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个国家文化的变化，看到传统在眼前消失，如何能让传统延续和再生，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普利兹克建筑奖1979年由美国普利兹克家族在芝加哥创立，每年颁奖一次，表彰一位在世的杰出建筑师。普利兹克奖被认为是建筑界的最高奖项，甚至有人称其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是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其代表设计作品包括宁波历史博物馆和杭州中国美术学院香山校园。他是自普利兹克奖设立三十多年来首次获奖的中国人，尽管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曾在1983年获奖。
负责评奖的凯悦基金会主席普利兹克曾在今年2月份获奖人选公布时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评委会决定把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这标志着中国在建筑理想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现年49岁的王澍在星期三（5月23日）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他自己还很年轻，对获奖感到非常惊喜。他说，建筑师是个老人行业，一般40岁起步，60岁出成果，自己不到50岁就获奖了，感到惊喜。
传统和未来的矛盾
普利兹克奖评审委员会曾表示，王澍的建筑设计表现出聪明才智、想象力和责任感，并超越传统和未来的矛盾，成为永不过时的世界性建筑。
王澍对BBC说，他对如何能让传统延续下去，能够让她在几乎结束的状态下再生这个问题感兴趣，因为这就是生活。
他说，“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个国家文化的变化，看到传统在眼前消失，大家失去了自己文化的自信的判断，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建筑需要探讨这个问题。”
他还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和变化的国家，文化在快速地变化，国家在快速地发展，所以使得建筑师能在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他的工作影响到了很多人的生活。在在中国做建筑师，需要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有深入的思考和判断，而不只是用设计做简单的服务就可以了。”
王澍说，中国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人工的东西和自然的冲突都是非常激烈的。在这种状况下，需要探讨到底做什么样的建筑，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重新讨论。
最新评论
中新网 2012年05月28日 13:58 来源：中国经济网
记者第一次见到王澍，他身穿一件中式的上衣，非常的传统，非常的儒雅。采访的当天下午他将从普利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先生手中接受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奖牌。这是这一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全世界公认的代表建筑行业最高荣誉的奖项自1979年创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颁奖典礼，王澍是首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建筑师。
在王澍看来，获奖产生的反应特别好，中国的公众和媒体突然对建筑这件事情的关注成若干倍的扩大和增长，中国作为全世界建设量最大的国家，对建筑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这次获奖获后，建筑师们内部也有非常激烈的讨论，整个气氛发生了变化。大家一直激烈的讨论着在中国快速现代化城市发展中，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
中国这30年来一直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主要是对科技力量和对经济发展的相信，主要是靠这两点支撑快速的发展。但是，在文化这方面，是不是经济和科技发展起来之后，文化就自然跟着被发展起来呢？这一直是一个问题。王澍表示，中国建筑师其实一直不太确认自己的水平到底如何，包括这次获奖，刚获奖的时候，最多的疑问是这是不是真的，因为大家不敢相信这件事情。
这几年，中国各地城市化发展迅速，王澍认为，城市化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在中国，50%的城市化率已经够了。包括城市化过程当中对原有城市的保留。中国还没有搞清楚城市到底是什么东西，就开始在无准备的状态下过快的进行建设。“现在整个城市结构我们称之为有城市感受的结构基本上消失。今天看到的不能叫做城市，而是一堆大房子的堆积，巨量的建设，把城市给破坏了，有大量的问题被制造出来、被产生出来。”
城市化的发展，面临着如何平衡以前古老的建筑风格与现代的非常商业的大楼之间的关系。王澍认为，一些老建筑保护，往往会变成一种商业或者旅游为主题的，大家已经忘记那些传统的老的建筑街区里面的那种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好像那些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他们要变得更商业更旅游才叫有价值。这个问题不是经济力量可以解决，因为它已经超出经济力量，它必须是城市的管理者从更大的文化发展保护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不能让纯商业的东西到处乱窜，这是需要有所控制的。“按道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特别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经常说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想如何做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做的事情，这个特别重要。”
“在混合文化发展的观念中，城里很多老区都是穷人，穷人就应该还住在里面，不能因为他们是穷人就应该搬到到郊区去，那是完全资本主义的观念，我不赞同。”王澍工作室，曾经在杭州做过一个中山路改造项目，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王澍坚持跟市政府说，如果搞拆迁他就拒绝这个项目，如果让他做这个项目就不能搞拆迁，这是一个前提，这是这个街区能够活的下去的前提，最后王澍取胜了。24米的街道要他认为要改到12米，要让街道变窄，要让它重新恢复步行的气氛。最后他们也局部做成了。“在中国这种大的结构其实已经非常糟糕了，但是局部的解决还是可能的，接下来应该是局部的一块一块的收拾中国城市里的问题。”
以下为王澍采访实录(节选)
记者：自从您获奖之后，您被推上风口浪尖，有很多争议，甚至有些评论认为您是异类，您怎样看待这个称呼，是否能够接受它。
王澍：其实我被称为异类我都已经习惯了，被称为异类已经20多年了，但是我觉得被称为异类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快速发展当中有这么多的问题，如果只有一种主流在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行的，需要有多种的意见、更加开放的意见，所以多一些异类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
记者：您这边探讨很多城市化的发展，您觉得城市化发展除了往城市这个方向走，还有没有别的方向，您这边提到在您的作品或者在您的言论当中来自于三线城市或者是来自于农民的工人或者是人民他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在您的四合院楼层作品之中，您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吗？
王澍：这个事情很复杂，刚才提到几个点都是面对这里一些复杂问题不同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关系是关于城市和乡村的问题，现在都在提城市化，大家还在说中国城市化只达到的50%，按照欧洲的标准不够，要达到70%，我就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要知道中国人口基数的话，50%的人们要比欧洲多了一倍半，所以在中国至少我认为50%的城市化率已经够了。更大的问题是，中国更加生态的或者是更加平民化的、更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仍然大量存在于中国的乡村，而中国乡村发展现在是更加重要的一个话题，如果城乡的发展平衡或者是乡村被建设好，是对中国现代城市化最大的贡献，所以我这两年注意力在转移，转移到乡村建设。
当然这里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因为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大家都认为城市比乡村好，村里的人都往城里跑。所以我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通过我的创作，其实我从乡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把这些建筑做在了城市中。我记得我们学校曾经有一个学生说我恨死了这个校园，说我废了很大劲通过考试逃离了乡村进了城，后来发现又回到了了村里。
最后说一句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就是建筑师通过自己的创作怎么样来帮助人们跨越城乡之间对立价值观的鸿沟，这是建筑师有可能做到的事情。
记者：以前中国有一些很好的传统建筑，但是现在中国一些比较有名的建筑，比如像T3航站楼、鸟巢，央视新的办公楼很多都是外国人在做设计，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王澍：这个问题我已经反复的被媒体问过，但是我想大家反复的问就是因为这始终是一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非常开放的结构，我认为有这些建筑都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它不应该是一种排他性的体现，是这一类的建筑使我们传统包括乡村文化都在消失，不能产生这样的后果。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文化需要有一个足够的自信，自信自己在世界潮流当中是有独立价值的，至少是有独立价值的一支，它应该能够和这些东西并存，如果这些建筑的建成是以北京大量传统建筑消失为代价，我是坚决反对的。如果它能够是并存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相信这样一种多条文化线索并存的价值观，那么这个对城市文化发展是有好处的。
记者：大家都知道王澍先生工作室是业余建筑工作室，在过去几十年王先生一直在坚持从自己的心仪出发，不为利益驱动的这样一个道路，在另类的路上走的义无反顾。在获得普利兹克如此重大奖之后，您受到的关注度以及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会是空前的，您以后的路会走的很难，您觉得您还能坚持业余创作的态度吗？如果有一个体制内的建筑，甚至像鸟巢或者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能够让您的声名达到空前的高度的设计邀请您来做，但是甲方提出很多跟您心仪向左的建议和要求，您会拒绝吗？
王澍：我倒过来答，刚才提到的那些大的标志性建筑有很多很强势的要求，我从来不做这样的项目，那么一般发生的情况是，因为有的项目不是完全按大小来论的，因为中国现在很多项目确实都很大，我的看法是，过大尺度的建筑往往会使人失去尺度的感觉，人们会失去正常的人在城市里与建筑之间正常的关系，所以我一般都会把大的建筑想办法消减成小的，这是我一贯的作风，这叫用弱小的东西消减权力大的东西，这是基本的哲学态度。如果甲方能够接受我这个态度的话，这个项目我就可能来做，这是我的原则。所以我的工作方式不会变，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就是这样活着，也许这个奖来了之后确实是有很多人很诚恳的请求我，其实又是很有意思的项目，我稍微改变一点点，原来一年我们只接一个项目，现在决定每年接两个，翻一倍。这是我现在一个基本的想法。
记者：从王澍老师的作品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很深的中国传统人精神，这种精神让我感受到英雄和影视之间的关系区别就是能不能被民众所接受，这时候让我联想到建筑师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建筑师的好心会不会被使用者接受，会不会让我们这些被城市化洪流冲昏头的使用者能够认识到建筑师的好心。在建筑设计当中，如何解决这种建筑师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引导民众？
王澍：我认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努力的沟通和交流肯定是必要的。像我们做校园，一期建成以后就有很多议论，为了能够和大家沟通，我记得光跟这些教授们各种各样正式的讨论会已经开了八个，但是最后建成时候仍然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是这个因为经过了交流就不会有激烈的影响，因为它总是有一个过程。我们的中山路改造，施工图画好之后，在施工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意见产生，很多居民意见是很小的，比如这个柱子挡住了我们家30公分，这根柱子必须向左移三十公分，对他来说都是很大的事情。当时我经常下县城，最后实在讨论不通，政府部门也问我们，我们的设计取消，这块不做了，只有这个办法，挑能够讨论通的来做，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就是需要跟大家沟通和交流，因为现在的制度是有问题的，它剥夺了使用者和设计者之间的关系，使用者没有机会参与建设过程，设计者也没有时间来倾听使用者的意见，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的需要。我们宁波博物馆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脚手架拆下了三米，他们就不敢拆了，因为市民反映这个东西太奇怪了，后来我们去市政府大讲堂做了1000多人的两个小时报告，反映非常好，拆下来以后大家就欢欣鼓舞，每天一万人参观，每天只能3000人参观的博物馆每天1万人参观，连续三个月一百万人去参观，每个人都去了六七次，反复的，所以特别有意思，这就是和使用者的交流。(记者成琪)
2012年05月28日 07:40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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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王澍与他的代表作宁波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人民图片
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王澍，是因为其作品的杰出特性与品质，同时，也出于他始终致力于建筑的坚定与责任，那份坚定与责任出自于一种特定文化及区域的归属感。
──普利兹克奖评审辞
我热爱我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文化。在多年孤独地坚持之后，获奖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王 澍
我“恨”死象山校区了，费了很大劲通过考试进了城，却发现又回到了乡村。
--中国美术学院学生
“为何取名‘业余建筑工作室'?因为对于中国糟糕的建筑和新城市建设，专业建筑师需要负很大的责任，他们生产了大量的垃圾建筑。既然这样，那我干脆当一个业余的好了。”中国建筑师王澍，在2012北京建筑论坛上如此“放炮”.
一天后，5月25日，这位“业余建筑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的颁奖。
有着建筑界“诺贝尔奖”美誉的普利兹克奖，自1979年设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颁奖典礼，而王澍，是首位获得该项“世界建筑界最高奖”的中国建筑师。
该奖的评审辞称“2012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王澍，是因为其作品的杰出特性与品质，同时，也出于他始终致力于建筑的坚定与责任，那份坚定与责任出自于一种特定文化及区域的归属感。”
面对质疑，他相信，时间能帮助人们认清优劣，愿意自称“业余”
折桂普利兹克建筑奖，意味着王澍与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约翰·伍重、卢浮宫“金字塔”的设计者贝聿铭等，一同载入了世界建筑史。
在颁奖典礼上，49岁的他，穿着标志性的黑衣，发表了获奖感言：“在多年孤独地坚持之后，对一个在获奖之前没有出版过作品集的建筑师、一个只在中国做建筑的建筑师、一个自称为业余的建筑师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那些他多年“孤独地坚持”的段子，近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学生时代便宣称没有老师可以教他、曾与建筑工人一起做工、每年只接一个项目、至今只做过一个商业项目、从不跟风西方潮流、热衷于文化保护……有媒体甚至用了这样的标题来报道他：“异类的胜利”.
对于这个“异类”的胜利，普利兹克奖评委会主席帕伦博勋爵的评价是：“在他的作品中首次看到了中国当代建筑的价值，扎根中国传统和文化，他的建筑语言如同其他伟大的建筑体系，指引我们的内心。”
2011年开始担任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的张永和则称“王澍的作品扎根本土并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证明了中国的建筑不全是平庸的批量生产和张扬设计的复制。”
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旧砖弃瓦中“悠然见南山”;宁波历史博物馆的瓦爿墙，引得一位老太太4次前往追忆“家的痕迹”;唯一的商业作品“垂直院宅”,希望让困在钢筋混凝土牢笼里的都市人寻回邻里温情……凭借东方的一砖一瓦，王澍用现代建筑这门西方语言，向世界展现着中国的传统与当下交汇所迸发的精彩。
“在全球化、商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多是对于西方建筑和城市发展模式的盲从。很多外国学者比我们自己还关心中国是否有本土的新建筑。”于是，王澍一直有意识地远离“主流”.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看懂这份“非主流”:宁波历史博物馆使用瓦爿墙，曾引来甲方一阵“怒吼”;不少杭州市民觉得“垂直院宅”长得很丑、楼里的公共小院落无人使用……但帕伦博勋爵说，“所有伟大的建筑一开始都伴随着质疑声成长，但时间能帮我们辨别它们是否伟大”.
王澍的胜利不仅在于获奖，更在于“如果以10年的期限来看，很难发现哪个中国建筑师有自己稳定的价值观，因为他们总跟随西方建筑风格的潮流而变化。而我有着自己的作品脉络、独特的探索。”
面对潮流，他认为，对传统的破坏，让人们看不清未来
“我热爱我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文化”.王澍这样解读他的坚持源自何方。
在他看来，自己的作品引发争议，是因为触动了社会的两根神经：一是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城市发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二是在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后，文化能否自然地“被发展”.显然，他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建筑本身，延伸出一个“新世界”.
在建筑之外的“新世界”里，王澍看到北京城1900年的老照片，会忍不住潸然泪下，“北京那些有记忆的建筑已经拆到不可再拆了”;他关注本土文化的传承，“你去复制别人，别人不会觉得有意义，他们想看到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在今天到底是什么模样”;他提出“中国文化是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我们没有理由抛弃它去追寻其他模式”;他更警醒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对传统过度破坏，就看不清未来”.
谈起中国的当代建筑，王澍认为，“现在，大量的建筑使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传统包括乡村文化。应该相信，多条文化线索并存对城市文化发展是有好处的。”
他从乡村中受益匪浅，于是在城市中重筑乡村建筑。中国美院的一位学生来到象山校区，一下子愣住了，“我’恨‘死这个校园了，费了很大劲通过考试进了城，却发现又回到了乡村。”
王澍说，更生态的或者是更平民化的、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仍然大量存在于中国的乡村，“如果城乡的发展平衡或者是乡村被建设好，是对中国现在城市化最大的贡献。”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对世界具有某种样本意义：如何既保持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又关注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将本年度的大奖颁给王澍，则表现了评委会对于王澍建筑思想的认可。
建筑界“诺贝尔奖”首次将颁奖地点设在中国，也是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来传播建筑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以及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一直会是世界建筑界最重要的地点。”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说。
“王澍获奖是众望所归，他是第一个获奖的中国建筑师，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帕伦博勋爵的这句话让不少人为之一振。
获得普利兹克奖，王澍成为年轻建筑师心目中的榜样。在2012北京建筑论坛结束后，他被很多年轻人围住，签名、合影、提问……“比我做几个作品更重要的，是会有一些青年建筑师看到，用我的方式还能生存。”这位“孤独的”建筑师已经听到很多后辈表达了像他一样进行探索的心声，他的一个学生，无偿给客户做设计，甚至垫付材料费，只因为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
“中国的快速发展中有这么多问题，如果只有一种主流思路在解决这些问题是不行的，多一些’异类‘对中国的发展有好处。”这样的“王澍效应”,对于中国建筑界来说，或许比首位中国人获奖本身，更值得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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