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年早逝的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1946—2006）是当代杰出的考古人类学家。20岁时，他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十年后以著作《东南欧青铜时代的开始》获得博士学位。1973年，谢拉特开始在牛津大学阿什莫尔艺术和考古博物馆工作。1981年，他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论文《犁与畜牧：次级产品革命诸方面》，正式提出“次级产品革命”概念。
谢拉特曾在欧亚大陆进行过广泛的田野调查，发表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使他逐步赢得了国际声誉。去世前，他创立了考古地图工程，利用遥感技术和谷歌地球，结合考古数据，图文并茂地展示人类文化的时空变化与互动。谢拉特被认为是继英国戈登·柴尔德之后最伟大的考古人类学家。
谢拉特从新、旧大陆之比较着眼，认为对不同动物的不同利用方式是造成新、旧大陆社会发展和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在新石器革命中，植物和动物被驯化，分别产生了种植业和畜牧业，犁耕或牛耕是种植业与畜牧业互动与结合的关键。犁是最早的畜力机械，首先出现在西亚，不久后被传到了欧洲。有众多图像和文字表明，西亚在五千年前就普遍使用两牛抬扛式的牛耕了，欧洲局部地区也发现了牛耕的物证，如北欧的丹麦就发现有近五千年历史的犁耕痕迹。与犁耕密切相关的是由动物牵引的车辆或轮式运输。约四千年前，中亚出现了马拉有辐双轮车和骑马术，提高了大宗物品长距离运输的能力，随之而来的是挤奶风俗和毛制技术逐步得到普及。牵犁、拉车、挤奶、剪毛、骑乘等都是对家养动物的次级开发，不同于吃肉寝皮、敲骨吸髓的初级利用，被谢拉特称之为次级产品革命。
次级产品革命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交通运输力，形成了以犁耕农业为核心的定居生活方式和以奶为食、以毛为衣的畜牧生活方式，最终促成了城市的兴起和游牧民族的诞生。犁耕取代锄耕，游牧代替畜牧，男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提高，逐渐形成了男权社会。1983年，谢拉特在《世界考古学》上发表文章，补充论述了犁耕的起源与发展、绵羊的传播与利用、挤奶风俗的源起、骆驼与马属动物的次级开发利用、运输和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动物次级开发在旧大陆的起源与传播过程。由谢拉特创立和定义的次级产品革命概念，现已被考古人类学界广泛接受。有关家养动物次级开发的时间、地点、传播路径和细节可能会被不断更新，但次级产品革命概念的创意是不会过时的。
在《犁与畜牧：次级产品革命诸方面》一文中，谢拉特多次提到“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十年后，他在《欧洲考古学报》首卷上又发表了论文《青铜时代世界体系：史前晚期地中海与温带欧洲的关系》，系统阐述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概念。次级产品革命大体发生在青铜时代，牛、羊、马在欧洲的传播大体与青铜时代的展开同步。可以说，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家养动物次级产品开发的过程。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西亚无疑成为中心，中亚和地中海地区是外围，欧洲大部分包括北欧是边缘。谢拉特认为，次级产品革命是新、旧大陆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它不仅造成了青铜时代世界体系，而且孕育了现代世界体系。
谢拉特没来过中国，也不懂汉语，但他关心古代中国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他承认，史前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文化体系，但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它是旧大陆世界体系中半分离的成员。中国还未发现在新石器时代对动物次级利用的证据；次级产品革命到了青铜时代才影响到中国，改变了东亚的文化面貌。“互动说”比“外来传播说”或“土著自主说”能更好地解释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1996年，谢拉特精心挑选的论文集《史前欧洲经济与社会》出版，论文集以《柴尔德：考古学与智识史》开篇，又以《柴尔德：对与错》压轴，可谓意味深长。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谢拉特的理想就是追随并超越柴尔德。在《柴尔德：考古学与智识史》一文中，谢拉特高度赞扬了柴尔德的开拓之功和远见卓识。不识欧洲真面目，只缘身是欧洲人。柴尔德是在澳洲长大的欧洲后裔，具有观察欧洲的独特视角。在欧洲人看来，欧洲四分五裂，缺乏相对完整的形象。当时的考古学研究重在田野发掘和文字解读，缺乏理论概括。柴尔德率先从考古人类学角度将欧洲当做一个整体来考察，他一生写了约20本书，处女作是《欧洲文明的黎明》（1925）。他非常重视欧洲与东方的关系和技术进步的意义，善于从整个人类发展角度思考问题，提出了理解人类进步的关键概念——“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受柴尔德的启发，谢拉特提出了次级产品革命概念，阐明了由新石器革命到城市革命过渡的动因。谢拉特认为，在新石器时代，人类驯化了动物和植物，但只是对动物进行了初级开发利用，又称“食物生产革命”。次级开发利用动物则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和交通运输的能力，剩余产品和远距离贸易与互动是城市产生的条件。
在《柴尔德：对与错》中，谢拉特客观地指出了柴尔德的三个盲点。首先，由于家庭的原因，柴尔德对宗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感，严重忽视了史前宗教的历史作用。其次，他是反战和平主义者，坚信人类应该和谐共处，无视人类史上的战争和冲突。最后，他节俭成性，反对铺张浪费或快乐消费，无视史前奢侈品的交换或贸易，不重视消费的意义。在这三方面，谢拉特都有所突破。他专门研究了消费的重要作用和药物、酒的宗教意义，并关注远距离贸易与互动，弥补了柴尔德的不足，更新了欧洲史前史的视野，也为人类自我探索作出了新贡献。
谢拉特在60岁生日前夕突发心脏病，还没来得及整理自己的著作便撒手人寰，留下了相濡以沫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他去世后，谢菲尔德大学考古系设立了谢拉特基金，鼓励年轻学子研究旧大陆史前史，并于2008年成功举办了纪念谢拉特古代世界体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参会。至今，谢拉特仍深深影响着东西方的学术界，激发不同国家的学者共同探索人类的过去与未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