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国新媒体传播研究在传播学领域依旧最为热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全景式的研究面貌。当前研究还需要进一步从不断追逐热点表象、进行枝节表述回到探究新媒体传播基本概念和本原问题的基点上。
2011年，3G、移动互联网、微博等新技术、新应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新媒体融合开放进程在各种力量的交织博弈中继续发展。新媒体传播研究则进一步聚焦于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融合、应用和治理等研究主题，在政策、产业、应用等多重力量影响下，呈现出波澜起伏的动荡特征。具体而言，2011年，我国新媒体传播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媒体技术和新媒体形态
新媒体技术和新媒体形态一直是新媒体研究中最基础的部分。2011年，新媒体技术环境主要由3G、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媒体技术构成，依托新媒体技术的微博、SNS、UGC、LBS等各种应用服务形态也渐趋丰富，成为新媒体产业领域颇受关注的内容。
2011年，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在3G和4G技术方面，陈崴嵬、耿玉波在《HSPA+与LTE关键技术对标分析》一文中认为，移动宽带技术主要集中在3G技术的演进HSPA+和4G技术方面的LTE上，而二者未来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市场的需求。2011年度，国家宽带战略成为和三网融合、移动互联网发展、文化体制改革等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结点。邬贺铨在《我国宽带发展面临多种机遇和挑战》中认为，我国宽带发展不能简单看做运营商的市场行为，政府应在其中通过投资牵引和政策激励起主导作用。此外，技术与社会变革之间的互动机制也成为学者关注的宏大问题之一。高钢在《多网融合趋势下信息集散模式的改变》中提出，移动互联网、智能便携终端、云计算将形成千姿百态的信息服务，改变信息交流的结构与模式，从而使公共信息的提供方式、社会关系的经营方式、社会结构的演进方式发生革命性改变。
微博从2009年起在我国大规模应用，2011年成为最吸引研究者目光的新媒体形态之一。陈力丹在《微博的自律和自净机制》中表明，微博已成为具有“自净化”功能的多元舆论场，并改变了现实社会话语权的框架。喻国明在《嵌套性：一种关于微博价值本质的探讨》中首次提出了“植入式嵌套”的概念，称其是解读微博价值本质及发展趋势的一把钥匙，构成了微博价值发展的基本逻辑。陈卫星在《微博时代的媒体围观》中认为，微博时代的网络参与会对公共事件的话语表达形成更加自主、更加多元的传播态势，并有可能形成新的推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社会基础。彭兰在《微博客的信息传播机制分析》中认为，社会网络是微博传播的底层结构，话语权力中心是微博传播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蔡雯在《媒体微博：新闻传播变革的试验区》一文中认为，通过研究表明，微博是新闻传播变革中非常有意义的试验区，它为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实现专业理想和职业使命的新舞台。
新媒体产业与新媒体融合
新媒体产业是新媒体传播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2011年对于新媒体产业的发展而言，可谓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一年。
2011年度，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部署更为新媒体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喻国明概括出当前传媒业最大的流行趋势便是跨界与混搭。周笑认为，新媒体产业的基石是建立在免费经济基础上的合理垄断，而新媒体产业文化的基本特征则是持续创造并提供自由资源和在社会价值的前提下，通过充分分享现实混沌盈利。所谓混沌盈利，是指通过点对点地满足高度个性化的用户体验和用户需求，提供可持续的增值服务而获得收益的盈利模式。胡正荣在《信息社会与新媒体产业》中认为，当前全球新媒体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网络融合进一步升级，商业模式进入转型期，监管政策也随之进行积极调整。
不管是在三网融合进程中，还是在媒介融合进程中，新媒体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2010年我国三网融合进程启动以来，三网融合的实际发展滞后于普遍预期。付玉辉在《论我国三网融合政策的结构性缺失》中认为，我国三网融合政策体系存在结构性缺失，应从完善和调整三网融合的政策体系建构、内在利益驱动机制、制度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调整。在媒介融合方面，新媒体所主导的融合效应也备受关注。匡文波在《新媒体是主流媒体吗》中提出，以互联网、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已成为主流媒体。张志安在《新闻生产的变革：从组织化向社会化》中认为，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性媒体对传统新闻生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从组织化的新闻生产向社会化的新闻生产转型。
新媒体传播及其社会影响
随着新媒体传播方式的主导化和普遍化，新媒体传播在人类社会生活各相关领域的影响愈加深刻。尹韵公、刘瑞生在《中国新媒体的本土化和社会化》中认为，2010年以来，新媒体社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新媒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成为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并促使国家、社会发生全面变革的社会化媒体。新媒体已经成为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新媒体事件是最为重要的新媒体传播现象之一。与新媒体传播相关的舆论形态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在新媒体事件及舆情研究方面，周葆华在《作为“动态范式订定事件”的“微博事件”》中以“范式订定事件”概念为基础，尝试提出“动态范式订定事件”的概念。廖卫民提出，上海“11·15”火灾事件中的舆论关注点得到多维度、全方位的立体呈现，舆论关注点的信息来源与数量分布呈典型的长尾特征，测试群体受意见领袖的影响较强。顾杨丽、吴飞在《微博传播力的本质：碎片化即时信息的整合力》中认为，在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中，微博展示了强大的非权力性影响力，在新闻、评论、救援行动等方面都发挥了作用。还有相当多的研究者将眼光落在新媒体对不同人群的影响方面。
新媒体制度和新媒体传播治理
2011年，随着移动互联网服务和应用的普及，作为移动互联网环境下自媒体独立传播者的个体在传播世界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另外，随着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冲突在互联网领域的投射，互联网治理问题益加凸显。在网络管理方面，方兴东等在《即时网络时代的传播机制与网络治理》中认为，应顺应互联网的演进规律，突破创新，确立适合即时网络时期的新治理方式。吴宜蓁《运用网络社交媒体于风险沟通》一文发现，台湾疾病管理部门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类型多元，然而在开放对话与回应速度方面则有所不足。
在网络治理方面，北京大学程曼丽的观点是，网络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紧密联系，对于网络的管理应能从根本上起到推动中国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作用。董媛媛在《论美国“网络中立”及其立法价值》中认为，走中间路线是美国网络中立立法构建和推进的有效路径。在网络安全方面，杨义先等在《三网融合时代新媒体安全的新问题》中认为，新媒体信息安全方面面临网络边界安全模糊化、虚假信息的传播更加难于识别和控制、用户隐私保护受到威胁等问题。
总之，2011年我国新媒体传播研究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依旧最为热门。由于新媒体传播方式及活动的泛在化，因此新媒体传播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也更加宽泛，新媒体传播研究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全景式的研究面貌。2011年度各种新媒体学术会议时有召开，在综合性传播学术会议中，新媒体研究也往往成为主角，网络把关理论、传播空间结构、亚文化研究、实证研究方法等在新媒体传播研究中都频繁出现或多有涉及。只是从传播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当前的新媒体传播研究还需要进一步从不断追逐热点表象、进行枝节表述回到探究新媒体传播基本概念和本原问题的基点上。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58期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