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子艺 马霞
每日甘肃网-西部商报讯 “花儿本是心里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长久以来，“花儿”在甘、青、宁、新和陕西部分地区广为流传，是劳动人民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饶有意味的是，“花儿”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由多民族共同创造、却主要用一种语言(汉语)演唱的民歌。从古到今，无论是在寂静的山谷旷野，还是春夏的田间地头；无论是在汹涌的黄河波涛，还是古老的丝绸之路，数百年来都飘荡着“花儿”那动人美妙的旋律。
1起源 漫闻“花儿”断续长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位猎人去深山老林打猎，途经一峡谷时，忽然看到一女子正在河畔喝水、唱歌：喝一口泉水润一(哈)嗓，放声唱，青山绿水的地方；揉一下眼睛了仔细望，好风光，人世间赛过天上……
猎人觉得非常动听，就悄悄躲在一旁学唱，情不自禁竟唱出了声音，女子发现有人偷听，便羞红了脸，转身就跑。猎人紧追不舍，但姑娘却不见了踪影，后听那歌声又从山顶传来，便赶忙上山寻找，但猎人到了山顶后，又觉得歌声在山下飞扬。几个来回，猎人始终没见到那女子的身影。回家后，猎人把遇见仙女的事给大伙说了一遍，并当众唱起了仙女的歌，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男女老幼很快就学会了这支优美动听的歌曲——这就是传说中“花儿”的起源。
“花儿”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历来众说纷纭；“花儿”诞生的很多传说，可以追溯到各个历史时期。根据目前研究，除了仙女传说外，还有孔子留下说、苏武留下说、道士留下说、孙悟空留下说四种说法。
清代著名陇右诗人吴镇在游宦南方时，所作《我忆临洮好》组诗第九首，就有“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的佳句，“花儿饶比兴”当是指“洮岷花儿”无疑，也说明了“花儿”的艺术特点。明代诗人高洪纵马过河湟，时闻花儿声起，他走马听“花”，留下了诗作《古鄯行吟》：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其中“漫闻花儿断续长”一句，是对“河湟花儿”所作的形象描述。
据此推想，“花儿”的诞生时间肯定还要早，最起码在明代中期或前期，而它的形成过程则更早一些，但到底早到什么时候，史书无明确记载。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孔子的学说和《诗经》，对“花儿”有一定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时至今日，“花儿”广泛流行于西北地区，传唱于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裕固、蒙等九个民族中。“花儿”按照遍布地域、音乐特点和歌词格律的不同，分为“河煌花儿”、“洮岷花儿”、“六盘山花儿”。其中，“河煌花儿”普遍流传于甘、青、宁、新四省区，“六盘山花儿”流传于甘肃、宁夏交界处的六盘山地区，“洮岷花儿”为甘肃独有。
2流变 “花儿”本是心里的话
追溯“花儿”史能够发现，20世纪初爆发的“五四”运动使其步入文化领域，此前却备受歧视。“五四”之后，我国著名的地理、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赴西北进行地质勘探时，曾听到许多人唱这种“极高亢的歌调”。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第82号(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版)上刊登有袁先生顺路搜集的30首花几(词)，题目叫《甘肃的歌谣——“花儿”》，文章这样介绍：“话儿”(花儿)的散布很普遍，在东部平凉、固原，西北部凉州、甘州都听见过，此外，尚有西宁同河州商人，秦州、秦安的脚夫都会唱。
1942年，榆中人张亚雄1942年在重庆出版了《花儿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乔建中在2004年第三期《音乐研究》上撰文赞誉其“对于日后成为民俗学、音乐学界‘显学’的‘花儿’研究来说，是第一部内容丰富也有深度的专书，是现代花儿研究的第一块碑石”。1943年，著名音乐家王云阶记录发表了“花儿”曲谱《山丹花》，这是中国第一首“花儿”曲谱，这首“花儿”谱成曲后发表在《青海民国日报》《乐艺》音乐副刊上，避免了像《诗经》那样只记词不记曲、后人难以演唱的遗憾。
“花儿”迷醉了王洛宾，他辗转于甘肃、青海，谱录了花儿调的《四季歌》，曾撰文记述了六盘山花儿歌手留给他的感受：这是多么迷人心醉的歌，这是最古老的开拓者之歌，那逶迤动听的旋律，口头文学的朴实，句句渗入了人心……
1949年，“花儿”迎来春天，各民族花儿歌手破天荒登上了首都的大雅之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由此开启了花儿歌手辈出的新时代，出现了走向世界的“花儿王”、“花儿皇后”。 如今，在甘肃，和政一年一度的“花儿会”已渐成规模，在夏花烂漫的季节，“花儿”肆无忌惮地绽放风采，纯朴、真挚而动人。其情其景，就像清代诗人叶礼描写的情景：“男捻羊毛女种田，邀同姊妹手相牵，高声歌唱花儿曲，各个新花美少年。”在山坡上、在树林间，在清清小溪水畔，人们簇拥在一起，纵情歌唱，释放起心中最醇酿的“花儿”。人们对“花儿”的难以割舍，通过“花儿”本身即可得到诠释：“花儿本是心里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
3断层 “花儿”曼妙谁在唱
“改革开放说党恩，漫上个花儿唱着哩。”近年来，‘花儿’从乡野中走出，成为甘肃对外文化交流的代表。2004年，鉴于甘肃“花儿”的价值、影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别命名定西岷县和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中国花儿之乡”，命名甘肃三大花儿会场莲花山、松鸣岩和二郎山为“中国花儿保护基地”、“中国花儿传承基地”。
2006年，“花儿”进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 “花儿”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甘肃花儿”是我省第一个也是迄今惟一一个的世界级“非遗”项目，这在“花儿”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对“花儿”而言，歌手是重要载体，是“花儿”生生不息的灵魂，他们使“花儿”插上翅膀飞向远方。千百年“花儿”的传承史，实际上就是各民族歌手的演唱史。“西北花儿王”朱仲禄、甘肃花儿王王绍明等都是杰出的传承大师。但近年来，一个现实问题显而易见，舞台的主角儿都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中年男女，年轻人的身影非常罕见。
和政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平介绍，“花儿”都是从农田和山野里练出来的，唱得好的人被称为“花儿把式”，这些都是经过多年劳作、放牧期间跟随大人学唱，熟悉掌握了曲调，而后自己才能即兴编词对唱或领唱。但现在，最有利于“花儿”成长的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逐渐被打破，不少小伙子和姑娘已经不满足原有的生存方式，流行歌曲等新兴的娱乐活动在弱化着“花儿”对年青一代的熏陶。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花儿文化专业委员会顾问柯杨忧心忡忡地说：“建立在传统农牧业经济基础上的民间‘花儿’演唱以及其口耳相传的传统传承方式，它的生存空间正在不断萎缩是不争的事实，各地参与演唱的人数正在逐年减少，甘、青两省各县的不少青年农民歌手，由于长期出外打工，在‘花儿会’上已经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包括‘花儿’在内的许多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着逐步消亡、后继乏人的危险。”
4期待 “花儿”朵朵处处开
“花儿”已在2009年9月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这既是“花儿”文化圈各族人民的荣耀，也意味着甘、青、宁、新四省区的民间歌手、专家学者和各级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都要承担起传承和保护的责任。
柯杨说，千万不能忘了传承主体——民间歌手，也不要忘了活态保护是其中的核心，麦克风和摄像机要始终对准他们，不但要记录他们的日常演唱，还应当记录他们日常生活、艺术创作和传授技艺的过程，充分展示歌手们的生活史、成长史和传承史。此外，音乐家和编剧，应当把握传统“花儿”的精髓，根据现代审美进行改编，以便大范围的推广。
不过，近年来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古老的“花儿”，开始于现代审美相结合，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由甘肃省歌剧院编排的音乐剧《花儿与少年》就来源于“花儿”，虽然传统的“花儿把式”听到音乐后觉得“太洋气了”，但广大观众还是从歌声中听到了“花儿”的激情和浪漫，在各地演出后获得了极大的反响。
河州“花儿”民间艺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马金山也正在为“花儿”的后继有人做着努力，2006年，松鸣岩“花儿会”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同一年，他就开办起了自己的“花儿”艺术学校，“想唱花儿的学生们在周末或者寒假、暑假期间到我家来免费上课，没有场地，课堂就在我家。”马金山介绍，尽管办学条件简陋，但因为免费教授，学生最多时超过160人，最少时也有30多人，还有一些慕名而来的成年人，他们跟着孩子们一起学、一起唱。
令马金山欣慰的是，他的学生中，已经有十几个人坚持了四五年的学业，大都学会了演唱二三十个曲调的“花儿”。在马金山的熏陶和调教下，他的3个孙子都能把“花儿”唱得有模有样了。这也昭示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花儿”正从旷野走向舞台，从业余走向专业，从自娱走向市场化，这将为“花儿”传承与发展开辟一系列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