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传播——
改编者也有权利
案例：原告张某多年从事民间采风活动，期间对一首少数民族的舞曲进行了记谱并配以歌词，该民歌于2006年被《××民歌》一书收录，署名为“张某记谱配歌”。2007年，张某发现北京某出版社出版的《民歌赏析》一书中收录了该首歌曲，署名为王某。张某认为该出版社的行为侵犯了其著作权，故要求该出版社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法官说法：张某的作品是以民间文学艺术(民歌)为基础而形成的，而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宗旨是：在禁止歪曲和商业滥用民间文学艺术的前提下，鼓励合理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艺术。因此，为促进民歌的进一步传播、发展，应允许他人对民歌及“记谱配歌”形成的成果进行合理改编和使用。同时，为丰富社会文化，应促进民歌的流传和发展，对付出独创性劳动的“记谱配歌”者应以鼓励。因此，法院认为，该案中张某对其改编的民歌享有署名权及获得报酬的权利。
法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行使权利——
署名应当准确有效
案例：王某是某京剧名段的设计者之一，此外该名段的设计者还包括李某等3人。2009年3月，王某发现某电视台播放的同名电视剧使用了该京剧中的多段乐句，且没有为其署名。故王某将该电视剧的3家制作单位告上法院，认为三被告未经其同意，使用其创作的音乐作品，也未予以署名，共同侵犯其署名权、修改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
法官说法：对于作者身份的确定，现行著作权法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从本案的署名情况来看，存在多个署名人员，在未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这些署名人员应当认定是涉案京剧的共同作者。在本案争议作品权属不明的情况下，王某单独以权利人身份提起侵权之诉，法院认为不妥当，因此，驳回了王某的起诉。
法条链接：《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
谨慎使用——
出版翻译作品也需授权
案例：张某翻译了《××传说》一书，该书收录了阿拉伯的众多民间故事，并由上海某出版社于2008年1月出版。北京某出版社于2009年1月也出版了同名书籍，署名为吴某。张某经比对，发现两个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图书内容完全一样。张某认为，由于上海某出版社出版的《××传说》发行量大、市场影响广，因此北京某出版社应当知道署名为吴某的图书属于侵权作品，却仍然出版发行，其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应当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法官说法：《××传说》是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文学，属于世界名著，流传时间久远，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翻译者的创造性劳动起了重要作用。张某作为翻译者，对其所译作品享有著作权。北京某出版社作为翻译作品的图书出版者，在译者吴某身份不详、作品权属不清的情况下，未尽其必要的审查注意义务，出版该书，已构成未经许可情况下的使用。侵权图书与原告所译作品相同，却以译者吴某的名义出版发行，侵犯了张某对其作品依法享有的署名权、使用权以及获得报酬权。
法条链接：《著作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法官手记：“设计未来”——是今年“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开始越来越多的与“科技”、“创新”这些关键词联系到了一起。在这一大背景下，带有浓重传统色彩的作品逐渐被人们所淡忘，须知文化的多元性恰恰是人类社会活力的源泉和体现，愈是传统，愈是宝贵。传统是人类的记忆，是人类的根，根深方能蒂固，在这一意义上，传统即是未来，保护传统即是为了设计未来。
(作者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