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老兵新传”六十年

“老兵新传”六十年

陶立璠

很高兴应邀应艺术人类学会的邀请，参加刘锡诚先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周年研讨会。今年又逢锡城先生80大寿，我这个年迈古稀的老朋友，祝贺锡城先生80后新生。80耄耋是人生的又一个台阶，希望健康愉快的生活。锡城先生自称是“边缘人”，此乃谦虚之词，但就生活而论，“边缘人”的生活有自己的乐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做的事情，不用瞻前顾后，无忧无虑，是最潇洒、最惬意的。

岁月如歌。不知不觉幸逢锡城先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60年。60年一个甲子。一个甲子在民间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的人并不多，更不用说取得辉煌的成绩。锡城先生做到了，特别是他的晚年，谱写了民间文学领域的老兵新传。特别是年逾花甲之后。更勤于思考，笔耕不辍。在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发展的新时期，不断开拓研究视野，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著作等身，赢得学界的尊重。

我和锡城先生相识不早也不晚，正好是改革开放的30年。最早我知道他是记者、文学批评家，写了许多文章，在当代文学界很有影响。他还是俗文学研究会的会长，想必也有许多文章问世，但这些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其实，我最早也曾染指文学批评，不过局限在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圈子里，鼠目寸光，无所作为。在我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时，引起我注意的首先是锡城先生关于原始艺术与象征文化的研究。这大概和我从事的学术领域有关，也和我对原始艺术和象征文化颇感兴趣有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原始艺术和象征文化是民间文化的源头之一，也是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经常涉及的话题。在研究方法上，涉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所以我想，原始艺术和象征符号的研究，也可能是锡城先生想找到一把解析民间文化种种事象及其表现的钥匙，所以倍受他的关注。其研究成果《中国原始艺术》、《中国象征辞典》、《象征——对一种民间文化模式的考察》等著作问世，是自然不过的事。这些著作的影响所及，使得二十世纪90年代出现过不大不小的象征文化研究热。

其次，锡城先生对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学界认为是对民间文学史、民间文学学科史的杰出贡献。代表作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这是他用力最勤的著作。这部洋洋90万言的著作，系统总结了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走过的曲折路程。通过这部著作，让我们领略了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的风采。学术史的写作，不但要求客观地叙述学科的研究历程，更重要的是对学科史上产生的各种思潮、理论、方法、成果进行分析和评价。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史料积累，分析解读，而且最能体现作者的资料视野、理论功底以及准确地把握学术事件的能力。所以我认为这部学术史用力最勤，功力深厚。记得我在这部著作出版座谈会上曾说过，“这部著作90多万言，其中2/3的篇幅写上世纪前50年的学术发展史，后50年大概占了1/3的篇幅。前面的50年总结的非常好，而后50年，作者回避了很多问题。”比如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空白。其实，这十年还是可以写的，无非是经验教训。当然瑕不掩瑜，这部著作在民间文学教学和研究中，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些大学还将其作为民间文学课程的教学、研究参考。

其三，锡城先生积极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最近十多年来，我和锡城先生一起参加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它是专家委员会民间文学组的组长。“非遗”保护既有理论问题也有实践问题。他参与制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参加国家级“非遗”项目评审、咨询、辅导、督察工作，撰写了《传承与传承人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问题》以及《民间传说的保护》等论文，结集为《非物质遗产：理论与实践》出版。应该说这些理论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长期以来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探讨，对“非遗”保护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锡城先生从事民间文学60年，不断地探索民间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其锲而不舍的精神，为后学树立了很好的榜样。特别是民间文学学科史的研究，对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关注，表现出一代学者的高度的责任感。他虽然远离教学岗位，但对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的关心，比我们这些从事民间文学教学的人还要积极和用心。他曾为提升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上书教育部和有关单位，尽管没有得到回应，尽管民间文学在社会学科仍处于尴尬地位，但他的拳拳之心，大家是明白的，并深怀感激。中国的民间文学教学和研究，目前正处在十字路口，学科地位的模糊不清，影响着前进的步伐。在中国文学史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民间文学占据半壁江山，我们应该有自信心，像锡城先生一样，为民间文学学科史添砖加瓦。